黑暗領域之王中王--玄幻魔法小說網

    A方案——中華復興方略作者：知原一般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產生的新事物，是由於蘇聯的解體美國對中國的策略由戰略拉攏轉為戰略打壓而激發的。但我認為這揭示的只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而沒有揭示整個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並且這種觀點只指出了中國民族主義產生的外因－－美國對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而沒有揭示深刻的內因－－－八十年代期間的改革開放政策本質上是又一次向西方學習，這次學習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負面問題。面對著這些問題，崇尚西方的人認為是中國學習的還不夠，但更多的人對盲目學習西方產生了疑問和懷疑。這些懷疑的人之中，輕者懷疑的只是西方的用心－－對華政策，重者對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也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正是這種懷疑培養了深厚的試圖以中國為本、以中國的繁榮強大為目標，而不是盲目崇拜西方，以完全西方化為目標的意識。單從外因上很難解釋當今中國民族主義成長的迅猛態勢以及廣大民族主義對美軍炸我大使館、撞我飛機之時所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對美國全球戰略的反對，而包括對它的制度、文化的嚴厲批判。

    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列強是用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的，近代中國的歷史是屈辱的歷史，是備受西方列強壓迫、剝削和欺辱的血腥史。這是中國民族主義產生、發展和壯大的深刻根源。學術界一般認為民族主義是19世紀初產生於歐洲的一種學說，但在古代雖然沒有成熟的民族主義學說，但肯定存在強烈地民族主義意識和原始的民族主義形態。楊家將抗遼、岳飛抗金都是強烈地的民族主義意識的反映；遊牧民族中各部落間的鬥爭豐富的體現了原始的民族主義形態－－部落主義。

    那麼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不是可以追溯到中華民族的產生？我認為這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我贊同這樣的話，「民族主義是弱者的反抗，強者是不需要民族主義的，強者需要的是愛國主義、是國家主義」。當國家弱小、備受欺凌時，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就必須轉化為民族主義；當國家強大、威震四方時，民族主義就必須轉化為愛國主義、國家主義。為什麼呢？因為愛國主義、國家主義是空間上的、是靜態的，而民族主義則是時間上的、是動態的。一個弱小的、備受欺凌的國家是不值得愛的，但是我們的民族卻是有過去和未來的，我們可以為我們民族光榮的歷史感到驕傲，我們也有權利、有義務為我們的民族開拓一個好未來。

    許多人常以美國沒有民族主義只有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來批評我們的民族主義，那是極其錯誤的，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他當然不需要民族主義而只需要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欺辱他，只有他到處欺辱別國。同樣的，我國古代也只有很少時期盛行民族主義，絕大多數時期盛行的都是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不因為什麼，只因為我國是古代文明的一個中心，很少國家能欺辱我們。張文木先生提出的「用國家主義代替民族主義」是不對的，不符合我國的現狀，沒弄清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真實區別。不過，當中國強大到足以稱雄世界、擁有當今美國的地位之時確實應該用「用國家主義代替民族主義」。因為我國不是類似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地緣小國，我國是地緣大國，我國不需要德國、日本和意大利那樣對其前途和命運擔憂的緊張心態，我們需要的是理性的心態。

    中國的民族主義最有意義的是追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壯大卻是相當曲折的。大體上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

    一、中國民族主義和排滿主義結合的時期（從洪秀全到袁世凱）：

    清朝是滿人統治的時期，在廣大漢民族之中一直存在著一股推翻滿人統治恢復漢人統治的情緒，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都借助了這種力量。另外，八國聯軍的入侵和踐踏中國，激發了廣大中國人民反抗列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洪秀全身上已經體現了這兩股力量的合流，特別是孫中山緊密的將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實是這兩股力量合流的成功。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是一場規模很小，並且尚未充分準備的起義，但正是這樣的起義成功的推翻了滿清的統治，這充分說明了當時積累起來的民族主義力量和排滿力量之強大、基礎之深厚。

    需要說明的是，排滿主義雖然是為了推翻滿人的統治恢復漢人的統治，但這與大漢主義是有本質區別的。因為大漢主義意味著對少數民族的限制和打壓，而排滿主義卻並沒有多少這樣的成份－－無論是在洪秀全還是孫中山等人身上都極少有這種成份，他們只是希望推翻滿人的統治建立起中國人（並不一定完全就是漢人）的統治。我一位朋友在這方面的觀點很精闢，他認為之所以要反滿是因為滿人是以滿人的身份統治中國的，而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統治中國的，不僅如此，它還對非滿族實行著嚴厲的種族歧視，特別是漢人被歧視為最下等的民族。他還舉了一個例子，唐朝的開國皇帝也不是漢人，但漢人幾乎沒有反對他們的種族主義情緒，原因就是李世民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統治中國的。漢人是最沒有種族主義情緒的民族。

    孫中山雖然提出的是三民主義，但辛亥革命的成功卻完全得益於民族主義。他的民權主義在當時還只是極少數知識分子掌握的新事物，在廣大人民中毫無地位；他的民生主義雖然是當時的中國廣大人民急需的，但比民生主義更重要、更基本的是中國的和平和統一，所以面對著掌握著當時最強大、最現代化軍隊並同為漢人的袁世凱，人民和廣大的革命將領自然的選擇了袁世凱。

    袁世凱的上台更是完全得益於民族主義，得益於他的漢人身份及掌握著當時的軍政大權的地位。然而袁世凱並沒有很好的利用這種資源。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在辛亥革命時瞭解和支持的人雖然並不多，但一種革命的成功常常能極大的普及其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成功極大的普及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取得了極大普及和許多人支持之時，袁世凱卻倒行逆流、企圖復辟帝制，這使得他在統治了不到三個月之後就在波瀾壯闊的護國運動的狂潮中轟然倒台。

    袁世凱的倒台說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已經取得了廣泛的認同和支持，而不再僅僅只是民族主義在起作用。

    二、中國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權主義相結合的時期（孫中山和蔣介石）：

    孫中山雖然很早就提出了三民主義，但在辛亥革命之前真正起作用的是民族主義和排滿主義。但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就不再是這樣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極大的普及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也取得了廣泛的認同，袁世凱的倒台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五四運動則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充分表現。我以前的文章中說過，五四運動的精神原動力是民族主義，是起源於北洋政府和日本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但五四運動提出的奮鬥目標卻是「民主」和「科學」，這兩大理念是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另一種表述。五四運動本質上講，是通過民族主義這種力量，來追求「民主」和「科學」這兩大奮鬥目標。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和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相對應的，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和民主主義相對應的。五四運動恰恰完好的體現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接過了孫中山的領導權，並利用民族主義成功的建立了南京政權及至少在形式上基本統一了當時的中國。另外，蔣介石還踐行了孫中山提出的民生主義，為中國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和現代化作出了一定貢獻。不過，蔣介石並沒有踐行孫中山提出的民權主義，反而向其反面轉變。這和蔣介石個人具有較強的獨裁意識有關，不過和當時的社會環境也極有關係。

    事實上早在孫中山就開始離民權主義越來越遠，我從不懷疑孫中山先生是真心實意的想在中國推行民主、踐行民主制的人，我認為是由於客觀環境使得他不得不遠離民權主義。我們知道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軍一直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孫中山不能有效的控制他的下屬。這和他沒有建立牢固的領導權有關，不過和他主張的民權主義也極有關係。追隨他的很多人都是民主主義的信奉者，都是反對獨裁的人。但革命卻需要牢固的領導權需要下屬的絕對服從，特別是象孫中山這樣弱小的隊伍。美國獨立戰爭雖然實現了民主制，但我們應該看到，不論是華盛頓還是誰他們領導的軍隊內部都是相當獨裁的，美國獨立戰爭說到底就是這些獨裁的軍隊共同追求民主的結果。

    不過在孫中山時卻只有孫中山這支革命軍是追求民主的，所以孫中山更需要獨裁，我認為孫中山是在看到他所領導的革命軍所存在的最嚴重地問題之後，是想通過個人的獨裁及追求民主踐行民權主義。不過接替他大權的蔣介石卻並沒有這種熱情。

    三、中國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的時期（毛澤東）：

    五四運動開啟了真正的三民主義運動，這場運動雖然並沒能實現民權主義，並且民生主義做的也還很不夠，但這場運動的支持力量卻是來源於這三種力量的結合，其中尤其又以民族主義為根本。另外，五四運動還開啟了另一場後來被證明為是更波瀾壯闊、更成功的運動，這場運動就是共產主義運動。

    孫中山提出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民生主義，從長遠看確實是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根本方法及中國繁榮富強的必然之路，這條道路其實就是被現代人所稱之謂的現代化之路。不過這條道路的實現需要較長的時間，而對當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貧苦大眾來說這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共產黨在這方面採取了一條非常有效的短期道路，這條道路也就是古代農民起義經常用的「劫富濟貧」－－「打土豪，分田地」。實現現代化需要長期的努力，但「劫富濟貧」卻是可以立即做的。這條道路雖然是短見的，但對當時來說卻是無賴的最好選擇。正因為中共當時卓有成效的解決了當時貧苦大眾的民生問題，所以中共取得了廣大人民的熱烈支持，而沿用孫中山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道路的蔣介石卻遠落在了中共後面。這是中共能打敗蔣介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當然中共打敗蔣介石還得益於日本侵略中國這一非常好的時機，在這樣的時機裡，作為在野黨的中共顯然佔盡了優勢。執政的國民黨必須堅決的抗日並還需取得積極地成果才能得到民族主義力量的支持，但在野的共產黨卻只要表明其抗日的決心就可以取得廣泛的民族主義力量的支持並成為他們的代表。不過日本侵略中國，蔣介石做的實在太差了，他的軍隊退卻之快實在讓中國的民族主義感到憤怒從而拋棄他。中共正是借用日本侵略中國團結了大量的民族主義力量並使自己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表，不過中共的成功還得益於其更早的時期就選擇了民族主義道路。

    一般來說，共產主義是和民族主義相對立的。共產主義是反民族主義、反國家主義的，共產主義追求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國際主義路線。不過世界的真實情況遠沒有共產主義的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麼樂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國際主義路線是在全世界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階段，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爆發的情況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推翻所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相比之下，列寧提出的「先在一國實現社會主義，然後再推向全世界」的路線則顯的更現實。事實上，推翻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是先在一國爆發的。不過，列寧的路線已經顯示了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路線向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路線的轉變。事實也表明，蘇聯是在借國際主義路線的名義實施其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和當今的美國借用全球化實施其國家主義是一樣的。沒有哪個國家會大公無私的幫助他國，國家和人一樣是自私的－－國家是世界的「個人」。

    早期的中共正是蘇聯國際主義路線的傀儡，他們只會照搬蘇聯的經驗，按蘇聯確定的方針走，結果造成了一系列的重大挫折。正是毛澤東這位民族主義者，能從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出發，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實情的路線，才使得中共擺脫了蘇聯的控制並走上了一條成功的革命道路。也正是這次向民族主義方向的轉變才使得日本侵略中國之時，中共能迅速的團結廣大的民族主義力量並成為他們的代表。

    中共的民族主義路線並不是到了抗日戰爭之後就結束了，而是被延續到改革開放。抗日戰爭之後，中共成功的將針對日本的民族主義轉化為針對美國的民族主義。在中蘇鬧矛盾之時，毛澤東又鮮明的表明了自己不僅是共產主義者，更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立場。

    四、中國民族主義的當代和未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最受壓制的時期，這主要是出於改革開放的需要，因為改革開放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需要我們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而張揚民族主義不利於中國的經濟建設。另外，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經濟制度和科學技術，這種學習本身是無可非議的，但正如鄧公所說，「門打開了，一些蒼蠅飛進來了是難免的」，改革開放所導致的一個不利後果就是崇洋媚外一統中國。難怪那些民運分子一想起那個時期他們的風光時代就感到非常自豪。不過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國內環境都變得對中國相當不利。在國際上，由於蘇聯的解體，美國自然的將主要矛頭對準了中國，這種矛頭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國內，八十年代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制度和科學技術，在取得了一些輝煌成果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使得一些人對學習西方產生了疑問和懷疑，這種懷疑也培養了九十代深厚的民族主義情緒。正是這種內因和外因的結合促成了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迅猛成長。

    當然對於自由民主派而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所出現的一些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並不是學習西方造成的，而是學習的不徹底、不完全造成的；但對於反自由民主的人來說，他們認為九十年代的問題完全是由於八十年代盲目學習西方造成的，當然他們很少有人主張完全回到毛澤東和中國古代的，他們絕大多數只是認為不能盲目學習西方，而應該將西方的制度文化和中國傳統的制度文化以及當前的現實環境結合起來學習；除這兩派之外還有一派，這一派在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和自由民主派一致，主張完全學習西方，但在國外政策上卻與反自由民主的人一致，主張對西方採用強硬的民族主義政策。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屬於反自由民主派的人，是完全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在我看來，現今的自由民主派與受蘇聯控制只會照搬蘇聯經驗的陳獨秀、李立三、王明之流的初期中共一樣。一方面他們是美國打著全球化的名義推行其國家利益和霸權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們根本就不懂中國的國情不懂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等優秀的因素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當年毛澤東成功的將共產主義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從而領導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認為現在最需要的是再出現一個毛澤東，不過這個毛澤東主要不是革命的毛澤東而是治國的毛澤東，是能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等優秀的因素與中國的國情結合的治國的毛澤東。當然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毛澤東沒能作這種結合？我要說的是，很多事情並不是一個人能做完的，而是需要許多人來做。另外，毛澤東濃厚的共產主義情結阻礙了他的這種結合。因為共產主義學說本質上是一種歷史學說，是論證共產主義必然會實現的學說，而不是一種治國安邦的學說。毛澤東從共產主義學說中無法借鑒治國經驗。不僅如此，共產主義學說還是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的學說。這種反封建上升為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而不是繼承，這種反資本主義上升為毛澤東對近現代西方文化的排斥而不是學習和繼承。正是這些因素阻礙了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及對近現代西方文化的學習，但毛澤東又不能憑空的創造出一種社會來，所以毛澤東的中國在治國方面是極為矛盾和混亂的，這種矛盾和混亂又常常轉化為內鬥。

    面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所出現的一些問題，到了九十年代和現今我們確實應該冷靜下來仔細思索一下我們民族應該走的正確道路，現今的民族主義浪潮我認為正是對這種客觀實情的反映。我認為現今的中國民族主義的作用是激發出一大群能從中國實情出發，以中國的繁榮強大為本的民族主義者，這些民族主義者能以寬大的胸懷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質與近現代西方文化的優質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新型文明。說的更簡單明瞭一點就是，我希望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中能孕育出一些類似於孔子、老子、墨子和韓非等的大哲人。不僅如此，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中還需要出現一些實幹家，能踐行這些大哲人的治國安邦平天下的學說的人。中國的民族主義只有發展到這一步才是中國真正獨立自主、繁榮強大之時。當中國實現了這一步之後也就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向愛國主義、國家主義轉化的時期。我在文章的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是一個地緣大國，而不是類似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地緣小國，我們不需要德國、日本和意大利那樣對其前途和命運擔憂的非理性的緊張心態，我們需要的是理性的平和的心態。在這方面，我國古代的愛國主義、國家主義和天下主義的情懷是最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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