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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資料 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 作者：金龍魚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關係進入了重新定位的轉折期。促成這一轉折的原因包括國際環境和中日雙邊關係中的多種因素。其中，中日雙方均出現新的大國化趨勢，是導致兩國關係出現新局面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就大國化趨勢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就中日關係的發展趨勢作一展望。
一、「大國化」的內涵與原理 所謂「大國」，是一個具有多重涵義的概念。在自然地理的意義上，國土的規模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大國的首要標誌；此外，還有根據各種單項指標而得出的大國概念，如「人口大國」、「資源大國」……等等。 在國際關係領域，國土、人口等因素固然也是成為大國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決定性因素。國際關係中所說的大國，主要是以經濟、政治、軍事領域的實力、文化上的感召力以及對外影響能力與意志等因素為衡量標準。在這些領域均具備優於所有其他國家的超強能力與意志，是超級大國所具有的突出特徵。如果一個國家在綜合實力方面劣於超級大國、但優於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這樣的國家就被稱作「大國」。如果一個國家僅在某些單項領域具有優勢，那麼這個國家就被稱作特定領域大國，如經濟大國、政治大國……等等。 說到底，所謂「大國」是用以表示國家的對外影響能力與意志的概念。根據一個國家的對外影響的程度與範圍，人們把大國劃分為超級大國、全球性大國和地區大國，其他國家則被稱作中等國家或小國。 具備一定的國力，是一個國家成為大國的基礎條件。然而，國力究竟包括哪些內涵，對此迄今人們提出了種種不同定義。近年來，人們漸趨認為，國力的競爭是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諸因素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僅在某個領域具有強項，還不足以成為真正的大國。 大國概念是特定歷史時期國際力量對比的相對概念。隨著各國力量的絕對上升和力量對比的相對變化，大國的判定標準和地理分佈也會發生相應變化。所謂大國化趨勢，就是指一個國家在對外影響能力與意志方面上升為大國的過程，意味著一個新興大國的興起，通常被稱為大國的「崛起（rise）」。一個國家崛起為大國，意味著該國在國際環境中立於更加主動的地位，從而不僅可以更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安全與繁榮，而且也可以對國際社會的演變進程產生更大的影響。 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意味著國內條件和國際環境兩方面的變化與調整。國內條件的變化，不僅意味著國家實力的大國化趨勢，而且也包含著國家意識的大國化趨勢。一個國家的大國化趨勢，不可避免地引發周邊乃至更大範圍內的國際關係的重新調整。其他國家如何看待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國際社會是否歡迎這個大國的崛起？這些因素勢必對一個大國的崛起進程產生重大影響。就崛起中的大國而言，能否爭取寬鬆的國際環境、防止既成國際秩序作出不利於自己的強烈反應，是能否成功崛起的重要前提。國家意識的大國化趨勢是否膨脹成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主義，是決定新興大國的走勢與成敗的關鍵課題。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兩次自相殘殺的世界大戰，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新老大國之間為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和重新瓜分世界市場而進行拚搏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隨著中日兩國同時出現大國化趨勢，有關大國崛起的種種原理與歷史經驗，正在成為認識中國問題和日本問題以及中日關係問題的重要依據。值此世紀之交，忽略或迴避中日兩國的大國化趨勢問題，已將很難客觀、全面地把握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趨勢。 二、中日大國化趨勢之比較 從民族心理的觀點看，中日兩國的大國化趨勢不完全屬於新興大國崛起的範疇，而是帶有尋求恢復過去曾享有的大國地位的意味。在歷史上中日兩國的大國地位是交替出現的，如今雙方都認為對方重建以往那種類型的大國地位是難以接受的。所以，當兩國首次同時呈現大國化趨勢時，相互間並不存在現成的雙邊模式可循，這種情況大大增添了兩國關係的複雜性、競爭性和排斥性。 在19中葉以前的漫長歷史時期，中國始終處於東亞中心大國的地位，日本則為該地區的一個邊緣國家。然而，從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日本成功地崛起為一個大國，而中國則從大國地位跌落下來。 20世紀40年代二戰結束時，中日兩國站到了不同的歷史新起點上，走上了各自相異的大國化道路。概言之，中國走的是首先確立政治大國地位、然後正式啟動經濟大國化進程的道路。與此相反，日本則是首先確立了經濟大國地位，然後才踏上政治大國化之旅。 在5、60年代，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利益的捍衛者，其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作用為全世界所矚目。70年代，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合法席位，並在中美蘇戰略制衡關係和多極化趨勢中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國際地位。80年代，中國明確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在對外政策中更徹底地貫徹了不結盟政策和反霸原則。總之，中國雖為一個經濟尚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卻在戰後國際舞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政治大國地位早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70年代後期是中國真正走上經濟大國化道路的轉折點。1978年底，中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的現代化路線。從那以來的20多年間，中國經濟開始納入持續高速增長的軌道。今後，如果這一發展勢頭得以繼續下去，那麼中國有望在21世紀前半期躋身世界經濟大國行列。 隨著東西方冷戰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中國適時調整了對外活動方式，形成了以「不當頭」、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獨立自主等原則與策略為特色的新時期對外活動方針。 戰後日本走的是一條與中國截然不同的大國化道路。50年代，日本迅速完成了經濟恢復而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時期。60年代，日本在經濟上相繼超越英、法、西德而成為西方第二經濟大國。70年代，日本確立了援助大國地位，並成為西方首腦會議成員。80年代，日本經濟更是得到空前發展，其與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美國的實力差距出現了不斷縮小之勢。 隨著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日本的資金、技術與援助能力不斷轉化為外交資源，其國際地位與作用日益提高。80年代初期，日本正式提出了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爭當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從那以來，日本的政治大國化趨勢日趨明顯，日益加速。 中日兩國的國力比較，歷來是一個認識比較混亂的領域。這是因為，國力不僅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國土、資源、人口等較易進行定量比較的「硬實力」因素，而且包括諸如文化魅力、國民士氣、外交素質等很難予以定量分析的「軟實力」因素。更何況，一個國家的對外影響和國際威望與該國的路線與策略及其實現能力密切相關。加之，一個國家的對外影響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的自我定位、意識結構等民族心理因素。以這些因素綜合衡量，中日兩國的實力基礎顯然具有很大差異，兩國的強項各有千秋。概括地講，日本的主要強項就在於其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較高的社會現代化程度。另一方面，日本國土狹小，資源高度依賴進口，安全脆弱性較大，如今又正經歷著10年經濟蕭條和社會全面轉型。與日本相比，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水平尚存在較大差距。然而，中國在國土、人口、資源等「硬實力」和一些「軟實力」領域具有優於日本的國力條件。而且，中國如今正處於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階段。 由於雙方的國力強項與對外政策並不一致，中日兩國的國際地位與作用體現在不同領域，表現出了不少相異之處。中國主要在國際政治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日本則在國際經濟領域佔據了重要地位。中國貫徹了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在兩極冷戰格局中推動了多極化趨勢，在南北關係中維護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日本在國際經濟和援助領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在國際政治領域則還沒有顯示出大國風範，而是基本上依然採取著一味追隨美國的姿態。 在中日兩國的大國化趨勢中，也出現了一些大國意識過度膨脹的傾向。80年代，一些日本人過高估計了本國的實力基礎與大國化前景，滋生出了過於樂觀的大國意識。正因為如此，當90年代日本陷於長期經濟蕭條時，他們的失落感也就倍加沉重。80年代以來，中國在對外交往中採取了超脫意識形態的務實態度，在超越國力範圍的國際領域採取了慎重從事的姿態。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在一些人中也開始滋生出過於樂觀的大國意識。 國際關係的歷程證明，新興大國的崛起總是引發老牌大國的強烈反應。它們往往把新興大國的崛起視為「威脅」，必欲抑制其發展以防止其向自己的既成利益與地位形成挑戰。80年代後期，隨著經濟上出現「日盛美衰」趨勢，在美歐出現了「日本威脅論」，日本本身也表現得信心十足，從而開始提高對美歐「說『不』」的調門。然而，到了1991年，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10年的蕭條。基於這種變化，日本降下了對美歐「說『不』」的調門，「日本威脅論」也隨之漸趨退潮。 就在「日本威脅論」即將偃旗息鼓之際，在日美歐各國代之而起的是所謂「中國威脅論」。近年來，西方一些勢力以炮製各種「威脅論」為時髦，迄今已製造出了「經濟威脅論」、「軍事威脅論」、「人口威脅論」、「糧食威脅論」、「資源威脅論」……等十來種「威脅論」。其中，「軍事威脅論」堪稱為最具威脅性的理論，因為它是製造新冷戰氛圍、催生遏制戰略的最廉價的理論工具。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並不具有構成對外軍事威脅的必然性。歷史與現實充分證明，引導一個國家走上對外軍事威脅的決定性因素，並不在於經濟發展水平，而在於該國的對外戰略與政策。中日兩國同處一個地緣政治與經濟範圍，如今又都處在「崛起」階段，如何應對和化解這些「威脅論」，不能不是兩國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 三、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大國化趨勢和日本的政治大國化趨勢日趨明顯，大國化趨勢日益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為兩國相互間的戰略猜疑和競爭意識的增強，這具體表現在國家利益、歷史因素、意識形態、民族競爭等領域。 第一，國家利益的碰撞。中日兩國面對對方的大國化趨勢，都面臨著如何對待對方「崛起」的問題。中日雙方能否避免或減少因「零和搏弈」、「囚人的困境」等行為模式和「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維模式而帶來的過度競爭或戰略對立呢？這一趨勢將對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第二，歷史陰影的影響。近年來日本一些勢力緊鑼密鼓地「改寫歷史」的動向表明，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還遠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很多中國人之所以對日本的「崛起」趨勢感到不放心、不願意對其表示支持，其重要原因就在於擔心日本翻侵略歷史的案，重走對外武力擴張的道路。 第三，意識形態的束縛。有的日本人講，由於中日兩國的體制與意識形態不 同，所以不可能真正實現睦鄰友好。這是一種片面的、落後於時代的冷戰型思維。 意識形態的差異，確實是雙邊關係中的一個影響因素，但卻不是、而且也不應成 為其決定性因素。 第四，民族心理的競爭。從古代至近代，日本一直處於以華夏文明為中心的東亞「華夷秩序」的邊緣。近代以來，日本在學習西方文明方面走在中國前面。如今，中日兩國又都處於新的「崛起」階段。在歷史與現實的多種因素影響下，中日兩個民族相互抱有很強的競爭意識。目前，不少日本人對中國如何看待自己的大國化志向十分敏感，對中國的經濟大國化抱有警惕。很多中國人則對日本究竟要崛起為何種大國心存疑慮，對日本一些勢力企圖借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發展抱有反感。 上述這些種種現象，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與現實根據，因而不會輕易地消失。然而，中日間也有一些相互認識，卻是來源於對對方的理解不夠或信息不足。一些日本人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往往是以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些不確定因素為依據，但其結論卻並沒有反映出中國發展的客觀趨勢。有些中國人對日本的未來發展趨勢心存疑慮，這是出於對近年來日本國內呈蔓延之勢的否認侵略歷史的傾向和走向軍事大國的一些跡象抱有警惕與憂慮。日本將來究竟將走「普通國家」的道路，還是採納「民生大國」的社會發展模式？對此不僅中國人正拭目以待，而且日本人自身也正展開激烈的論爭。 值得一提的是，伴隨大國化趨勢而發生的中日之間的戰略競爭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對此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然而，不管兩國的大國化趨勢如何發展，雙方「和則兩利，斗則兩傷」則是一個不會改變的大道理。中日兩國要想避免或減少「斗則兩傷」的負面影響，就應共同探討推動「雙贏」趨勢的途徑。為此，僅有「和則兩利」的原理和尋求「雙贏」的良好願望顯然遠遠不夠，還必須為中日關係設計出雙方都能接受的相互關係長遠模式。該模式應充分考慮到對方的利益取向、行為方式以及其他各種因素，在此基礎上找出可以達成一致的領域；對那些暫時難以達成一致的領域，則宜共同商討盡量減少相互損失的妥善方式。 中日兩國從戰略猜疑、相互調整走上真正成熟的相互合作，需要一個相互適應過程。其中的焦點問題是：中日兩國能否和如何接受對方的大國化趨勢？ 就目前而言，中日兩國的大國化趨勢還不具有全球性影響，而是主要對東亞地區的未來秩序以及中日在其中的地位產生著影響。迄今為止，中日兩國和國際關係發展的現實，已從正面或反面提示了種種有關未來可能出現的中日關係的模式。舉其要者，頗具代表性的有如下幾種模式。 第一，美國霸權下的中日關係模式。這又分為如下幾種子模式：其一，日本人中流行的日美同盟下的日美中關係模式；其二，布熱津斯基等人提出的美中地區合作與美日全球合作相結合的模式；其三，東南亞一些國家提出的以美國為平衡者的地區穩定模式。 第二，中日某一方主導的地區模式。這在形態上又分為：其一，由日本繼續充當東亞經濟領頭雁的「雁行模式」；其二，中日某一方成為地區主導國家的模式；其三，將來中國恢復東亞主導地位的模式。 第三，中日主導東亞一體化模式。這是倣傚法德主導西歐一體化的經驗而提出的設想。 第四，地區多邊合作模式。鑒於現階段中日兩國並不具備單獨或聯手主導東亞秩序的內外條件，有關各國都傾向於贊同在這一地區逐步形成地區多邊合作體系，中日兩國則以平等一員身份參與和融入這一體系，在多邊體系中避免兩強過度競爭。從8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的反應看，中日任何一方追求確立地區主導地位都難以得到東亞各國的歡迎。東亞其他國家期待中日兩國在地區合作中發揮大國的積極作用，抑制大國的負面影響。 這些未來中日關係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根據，但又都缺少絕對的合理性與現實性。在未來大國化趨勢的每一個發展階段，中日關係都將以不同組合反映出上述幾種模式的特點，但又將隨著兩國的「崛起」趨勢和東亞國際關係的演變而不斷呈現新的特點。然而，無論何種模式得以實現，中日兩國和睦相處將是容許雙方展開相互競爭的最底線，而尋求共同發展則將是雙方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 結語 近年來，不少日本人抱怨中國不支持日本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而在許多中國人看來，近年來日本正與美國一道構築防範中國的軍事同盟體系。可見，現階段中日兩個民族對相互的大國化趨勢還缺乏客觀、全面的認識，還未能找出相互從容應對的雙邊關係模式。就目前趨勢而言，中日關係的發展前景還不能完全排除由戰略猜疑走向戰略對抗的潛在危險。 點擊察看圖片鏈接：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