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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巴黎擔任武官 作者：南丁格爾 我在越南期間，有一天，艾布拉姆斯將軍召我前去，並向我表示祝賀。當時，他擔任駐越美軍總司令威斯特摩蘭將軍的副手。我問他，是否我正在爭取派駐越南的想法實現了。他說：「不是。」我又問，是否要授予我勳章。他說：「也不是。」後來他告訴我，我被提升為少將。我對他說，我認為這事能有錯，一定是提升另一位沃爾特斯將軍吧。於是他引述了我的軍號，並問我是否就是已被任命、但尚未就職的駐法國武官。我回答說，是的，這時，我才相信我確實被提拔了。 對我來說，這是非常意外的，因為我認為，我在工作中並不是走的那種讓上級選拔為少將的道路。我認為當初升為準將已經是夠幸運的了，我不相信這種意外提升的事會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再次發生。於是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我是否還去巴黎擔任武官呢？因為這一職位通常是由准將充任的。不久，我從華盛頓得到證實，大意是命我前往巴黎，以少將銜仍派駐該地。這時我才明確要去巴黎，而不能留在越南了。我寫了一封信給波倫大使，告訴他我在期待協助他進行工作。當時他任駐法大使，我同他相識至少已經有二十年了。他的覆信語氣有些生硬，說他將高興地同我合作。對此我感到有點詫異，因為我通常不是同上級「合作」，而是「協助」他們工作。後來我接到國防部情報局局長一封電報，任命我為駐法武宮的就是他，電報中說，巴黎情況發生了變化，要我務必在八月十五日到巴黎報到，不得有誤。這樣，我在越南的時間大大縮短了。更使我吃驚的是：八月份法國人都要休假，很清楚，等我到達法國時，不會見到任何高級官員。這份電報不僅指示我八月十五日報到，而且要我回電，答覆執行這項命令。我認為這件事有些令人惱火，就簡短地拍回一封兩個字的電報：「遵命。」我想這表達了我兩點不愉快的心情：一是被迫縮短了在越南逗留的時間；二是我在陸軍服役期間，歷來都是服從命令的，可是他還要指示我復電表明我將遵照命令行事。 我取道曼谷、新德里和羅馬飛往巴黎，武官處工作人員到機場前來迎接。我於八月十五日開始主持武官處的工作。那天是聖母升天的節日，法國人不上班。我情不自禁地想給國防部情報局局長——他和我一樣也是天主教徒——發一封電報，我想告訴他：「我已於聖母升天節接任武官處職務，但無人在場可資證明。」後來，我想這樣做一定會被視為傲慢失禮，所以電報沒有發出去。 直到九月，我才得以謁見法國軍方當局，這時他們都已休假回來。我被引見給國防參謀總長、陸軍參謀總長、國防部參謀處情報官和陸軍參謀處情報官。陸軍情報官居伊。塔坦維爾上校是一位生性相當固執的軍官。儘管如此，在我離開法國前，我們已經成了好朋友。我發現對付他的最好辦法就是同他一樣的固執。我到達法國時，就已經感覺出來，對我有某種懷疑的氣氛。四年以後，國防部參謀處一位情報官退休了，這時他才把這一點對我作了解釋。他退休後，有一天我同他共進午餐。他告訴我，把我派駐巴黎，是在要求美國撤出在法國的基地後不久。當時法國人認為，我肯定是奉命代表北約組織煽動法國陸軍反對戴高樂將軍的，因此他們對我進行非常嚴密的監視。由於我是單身漢，他方認為對我有兩個可乘之機，利用美女或孌童。這位朋友說：「當兩者都不見效時，我們感到簡直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我參觀了第一批法國部隊後，那位固執的情報官對我說：「我注意到你參觀部隊時從來不提令人為難的問題。」我說：「我想法國人很精明，我參觀部隊時，那裡的司令官只會同我談規定他所能談的問題。如果我提一個問題，他因為不能告訴我而感到為難，而我又因為得不到答覆而感到難堪，這就不合適了。我對於瞭解一個營的實力實在不感興趣，因為過一天它就可能變了。我比較感興趣的倒是我所代表的美國軍人能給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他苦笑說：「嗯，這一點你做到了。」。 我調法國工作後不久，法國人為了表明他們對情況的深入瞭解，向我提起我八歲住在法國時所發生的一件小事。那時，我因為騎自行車沒有牌照而被拘留，我母親繳了一百法郎罰款，我才獲釋。這樣的材料還留在檔案裡，合我留了很深的印象。他們告訴我，任何一個同警方打過交道的外國人，只要他還活著，他的檔案就得保留著。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他們對外國人的記載都保存了下來。 我剛到巴黎任職時，法國人告訴我應當去拜會一下那裡的武官團團長、蘇聯將軍謝爾蓋伊。索科洛夫。我先用電話同他約會，叫他定個時間。電話中，我提到我打算穿便眼去拜訪他。他相當狡黠地回答說，他要穿軍裝。我於是說：「那麼我也得穿軍服。」 他在隆香路的一間小接待室裡接見了我。在場的有後來接替他的雅羅申柯上校。談話前，我們先寒暄了一番，然後他說：「你認為越南的形勢怎麼樣？」我答道：「將軍，我想你是知道我國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的觀點的，現在是想瞭解我個人的看法吧！」他說：「對，是這樣。我對對他說：「第一，你必須知道，我認為越南這場戰爭是正當的；我是志願動去參加的，本來可以不需要我去。第二，我想你應當知道，我認為，我們來到越南就是給蘇聯人效了勞，而對此你們卻表現出忘恩負義，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這句話使他不知所措，他說：「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對他說：「只要我們呆在越南，中國人對他們南方的邊界就感到擔憂。什麼時候他們不再為他們的南方邊界擔憂，他們就要關心他們的北部邊界了。現在，我們美國人同中國人關係不好，但是感謝上帝，我們同他們並沒有六千公里的共同邊界，我們也沒有佔領他們認為是中國的任何領土，而他們的人口卻有八億之眾。」我接著說：「將軍，坦率地說，你給我世界上任何東西，我都不願意處於你們的地位。」這一席話使他十分震驚，我就趁機向他告辭了。兩年後，雅羅申柯上校已升為將軍，他對我說：「你知道，那些中國人發瘋了。他們認為戰爭是件好事。」我說。「雅羅申柯，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說的話嗎？」他悲歎地說：「是的，我記得很清楚。」 我到法國後不久，就認識到我以前決定要到越南去是多麼明智。法國武裝部隊中差不多每一個少校以上的軍官都曾在那裡服過役。由於我去過越南，他們對我更尊敬了。 要不是我到過越南，我就只能是從一個武官職位到另一個武官職位上的一名參加雞尾酒會的將軍而已。我曾在越南拍攝了許多影片，。其中幾部有相當多的戰場實況。我常常邀請法國軍官到我家觀看這些片子。有一次，我放映一部有關越南一個小市鎮的影片，在座的一位法國軍官告訴我，他就是在這個市鎮的教堂裡結婚的。在我參觀法國部隊時，幾乎每當部隊的指揮官單獨同我在一起時，他就會對我說：「我國政府對你們正在越南幹的事不太積極，但是我想讓你知道，正在挨你們打的人，殺死過我們的人，殺害過我們的傷員，因此，每當你們同他們鬥爭取得勝利時，我們心裡就覺得很高興。」這種感情在法國陸軍中很普遍，他們能理解我們在越南幹的事。有一位法國軍官對我說：「你們拾起了我們的折斷了的劍。」可惜，我們也要象法國人一樣把它扔掉。 我到法國不久，一位老朋友安德烈。拉朗德少將請我吃午飯。我們在華盛頓北約組織常設小組共過事。拉朗德是法國陸軍中最卓越、最勇敢的軍官之一，他在奠邊府表現出非凡的英雄主義。在我派駐法國期間，他擔任共和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軍事助理，住在總統的官邸愛麗捨宮。我到他漂亮的寓所去同他共進午餐，餐廳在這座宮殿的三樓，可以俯瞰下面的花園。在座的還有其他幾位客人。我們喝了幾杯酒就用午餐。午餐主要的一道菜是雞。正在吃雞的時候，我突然覺得一塊雞骨頭卡在喉嚨裡。我轉動舌頭試圖把骨頭吐出來。後來發現不行，我開始擔心咽喉會被卡住。我說聲對不起就站起來，轉身打開最近的一扇門往外走。我原來想到另一個房間去，這樣可以在那裡用手指把骨頭取出來。然而，我發現走進了一個漆黑的壁櫥。儘管如此，由於情況緊迫，我把指頭伸到嘴裡把骨頭取了出來。我懷著某種寬慰的心情重新回到餐桌前就座。在餐桌上，沒有人問我這件事。但是，當其他客人告辭後，拉朗德將軍問我道：「迪克，你突然進入那個壁櫃，究竟怎麼回事？」我說：「安德烈，我喉嚨裡卡了一塊骨頭。我不願意在席面上把手伸到嘴裡去，以免大家把我看成一個美國的鄉下佬。我當時以為我是進了另外一個房間，當我發現走進了一個黑暗的壁櫃時，我也感到很驚奇，但是不管怎樣，我把手指伸進去把骨頭取出來了。」他說：「我的上帝，你把它取出來了我很高興。你想想，假如你在愛麗捨宮憋死了，所有的美國人都會說：『瞧！戴高樂將軍的又一卑劣勾當。』」 還有一次，也是我任職初期，戴高樂將軍為波倫大使調離法國設午宴餞行，我也被邀請出席。當我被引見戴高樂時，他談起以前我們在許多場合見過面。這時，我沒有講很多話，而是沿著迎賓隊列前進。宴會上，我坐的席位離戴高樂很遠，沒有機會直接同他談話。午宴結束，當端上咖啡和甜酒時，戴高樂將軍的副官弗朗索瓦茲。弗洛希克上尉走過來說：「將軍想同你談談。」我立即走到他身邊。他回憶起當年我們在意大利見面時的村莊的名字。他像往常一樣，非常得意地表現出驚人的記憶力。這種得意也是有道理的。他問我回到巴黎多久了。我當時很想對他說：宴會前法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土保安司給他的有關來賓的材料上大概已寫清楚。可是再一想還是不這麼說為好。儘管他以為我是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他對我仍然親切相待。其實我是幾年以後才入中央情報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美國新任駐法大使薩金特。施賴弗來到巴黎。他娶了尤妮斯。肯尼迪，是肯尼迪總統的妹夫。他向戴高樂將軍呈遞國書時，我再次見到了這位將軍，並同他閒談了幾句。那時，行將震撼法國的騷亂已經開始，戴高樂將軍說，他將盡力而為，但是，未來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這句話使我感到有些不祥之兆，因而深感憂慮。騷亂是五月初開始的，騷亂的學生佔領了各種建築物。他們接管了聖日耳曼大街，並重新命名為英雄的越南大街。騷亂迅速蔓延全市。當時總統和總理都不在國內，等他」徊國時，巴黎塞納河左岸大部分地區已被騷亂分子佔領。騷亂分子得到了法國共產黨人和其它極左分子的很大支持。紅旗、甚至無政府主義者的黑旗在許多被佔領的工廠上空飄揚。形勢日益惡化，最後舉行了一次總罷工，幾乎使全國陷於癱瘓。巴黎最大的拉扎爾火車站關閉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騷亂蔓延到法國其他各地，反對戴高樂將軍的各派政治領袖開始談論要組織臨時政府。在美國大使館中，許多人強烈反對戴高樂將軍。看來有些人幾乎歡迎這種事態的發展，認為這樣就有希望把他推翻。這件事，使我回想起古巴的局面。我們並不喜歡巴蒂斯塔，可是頂替他的是卡斯特羅，而卡斯特羅領導的是一個更具有壓制性的社會，並且同蘇聯結盟。我擔心這一次戴高樂將可能由共產黨人或者某一個同共產黨人關係非常密切的人來接替。對這一前景，我不像我的一些美國同事那樣處之泰然。我向他們表示憂慮時，他們帶著寬容的神情向我解釋說，法國和巴西很不同。法國的武裝部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一位同事認為，戴高樂將軍三十天以內定會下台，並與我打賭三十美元。我同意打賭，結果我贏了。（迄今我未拿到這三十美元，我懷疑他是否還記得同我打過賭。） 在同法國軍方人士談話中，有一點是清楚的：儘管由於戴高樂放棄阿爾及利亞，儘管由於他對法國將軍們在阿爾及爾的反叛而對軍方採取的措施引起軍方對他抱有反感，但在他們看來，如由共產黨來統治那就更糟了，因此，他們肯定會保衛戴高樂和捍衛法國合法政府的。大使館的這一時期的報告表現出相當的驚惶失措，所以我不得不在大使館的電報後面附了一項聲明，大意是說，各軍種武官不同意這種估計。事實上，海軍和空軍同僚也很有經驗，並且了解法國，他們同意我的估計，認為這些騷亂不會推翻戴高樂將軍。但有人又一次對我說，說我對這個問題根本不理解。我對於大使館的報告感到十分不安，因此，以我的名義開始拍了一系列給國防部的電報，題目是：「當前事態對武裝部隊的影響」。我首先就武裝部隊的情況寫了幾行，然後我對當前事態發展的政治意義作出估計。我並不願意這樣做，但是，我覺得我有責任使美國政府知道我對於法國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態的正確看法，而直接向國防部發電報是我能做到這一點的唯一辦法。 我把電報的副本分別交給了大使、大使館政務處和有關的其他人。 在電報中，我在好幾處提到這一事實，即戴高樂將軍手中有「王牌」，那就是武裝部隊的忠誠，首先是憲兵隊的忠誠。憲兵隊是一支高度軍事化的警察力量，組織形式既有地方小部隊，又有駐紮在營地的類似軍隊的部隊。人數約有六萬五千名，分佈在法國全國各地，一般年齡都在二十五歲至三十歲，或者更大一些。官兵紀律嚴明，有忠於政府的偉大傳統。這時，他們已徵召了後備兵力，擁有實力共約十萬人。大使館負責政務的部門不斷催我提供情報，要我說明對法國武裝部隊和陸軍中應徵入伍的士兵將採取什麼行動的看法。各個左翼組織正在號召他們起來造反。我答覆說，現在的形勢同當年阿爾及爾的形勢很不一樣，那時有人要求法國陸軍起來反對合法組成的共和國政府，而這一次，連最敵視戴高樂的人，對他的總統職權的合法性也沒有提出異議。此外，我還覺得當初阿爾及爾的形勢是，應徵入伍的士兵不聽從他們軍官的號召，不去造戴高樂的反，因而當前的形勢，同那時不能相提並論。大約就在這時，某些陸軍部隊開始向巴黎附近地區移動。有些法國部隊，根本就沒有應徵士兵，如海軍陸戰隊中的步兵部隊。似乎正是這支部隊正在向巴黎附近移動。有幾支裝甲部隊在騷亂開始時，正在外面進行演習。 總罷工開始後，它們又不能按正常程序，把坦克經鐵路運回原來駐地，而只靠坦克的履帶由公路返回。許多坦克已開到巴黎地區附近，夜間就可以開到巴黎周圍的一赤色地帶區，午夜時刻就可以聽到坦克履帶的隆隆聲。有報告說，法國可能起用外籍軍團１，但是我對此有點懷疑，因為外籍軍團有相當大的比例——雖然不到一半——是外國人，起用他們來恢復法國國內秩序是不明智的。 １外籍軍團原系法國統治集團招募外國人組成的僱傭侵略軍，後來也招收本國人，因而其大部分成員為法國人。——譯者 我在電報上一再提到一件事：武裝部隊和警察仍忠於戴高樂將軍，保衛法蘭西共和國的合法政府。從實質上說，這就是戴高樂將軍手上的一張有力的王牌。在此期間，我的年輕侄子吉米。沃爾特斯和他的朋友傑伊。史密瑟——兩年前，這兩個孩子都曾到巴西去探望過我——正同我在一起。自然他們都渴望來看一看騷亂的情況。通常，我每天晚上都到發生騷亂的地方去，而且總是穿著法國衣服，戴著榮譽軍團勳章綬帶，以免被人看出我是一個外國人。後來，在一本有關情報工作的無聊的書中，作者寫到過這一時期，並且描述他如何觀察「那位肥胖的武官在辦公室往窗外看，數著卡車。」那時，我並沒有臨街的辦公室，也沒有數過卡車。一天晚上，我發現外面情況比較平靜，我決定帶那兩個孩子出去，因為他們非常渴望去看一看騷亂的場面。我們驅車越過協和大橋朝著聖日耳曼大街的陸軍部方向開去。我因為車上有外交牌照，；所以把車停在遠處，然後沿著大街朝一處街壘走去。當我們走向街壘時，遭到催淚性毒氣的襲擊，不得不跌跌撞撞地流著眼淚退回我們的車裡。我決定帶他們到別的地方去。於是我掉轉車頭，重新越過協和大橋，沿著塞納河岸行駛。傑伊對我說：「將軍，我們周圍有些人在揀石頭呢。」 我已經看見，並且有些擔心，但是為了不使孩子們驚慌，我說：「啊，他們老是那樣於。 別去管它。如果他們攔車，你們就高呼『打倒美國』，並且幫助他們把車推翻。他們看你們年輕，不會對你們怎麼樣，我就可溜之大吉。」突然間，我們發現我們的車已開到一個廣場，而且兩邊受到包圍，一邊是一批警察，另一邊是一群騷亂分子。我們駛到廣場時，那些騷亂分子扔出一個莫洛托夫燃燒瓶，它越過我們的車頂向警察方向飛去。警察則向騷亂分子回敬了音響手榴彈。我立即全速沿著碼頭向前開去，但是一個警察把我們攔住了。於是我向後倒車，試圖穿一條小街開走，但在那裡我又被騷亂分子攔住，還是無法前進。我再次倒車試著走另一條小街，可是再次被騷亂分子攔住了。於是我決定沿著碼頭往前開，不去管那個警察。我高速從他身邊開過，這次他沒有企圖攔阻我。當我們的車於開出騷亂地區時，我的侄子吉米大笑起來。我問他笑什麼，他回答說，他們在即將離開亞特蘭大時，我的哥哥弗雷德曾對他說：「巴黎現在正在發生騷亂，但是你用不著擔心。迪克叔叔不會讓你們捲進去的。」如果我真的不讓孩於們來看看，那他們永遠也不會原諒我。我理解他們的心情。 我認為在那個夜晚，我目睹了人民表現出來的反對騷亂分子的情緒。當時我在巴黎東部共和國廣場工人住宅區。騷亂的學生用電鋸把幾棵百年老樹鋸倒，用以修築街壘。 我看到勞動人民的憤慨。一位婦女對我說：「這些小雜種，這些樹再長起來得花五十年。」 那天夜裡，騷亂分子放火燒了許多小轎車。我在觀看這些騷亂活動時，發現參加這些活動的人大多數不屬於勞動者階級。他們多數是巴黎有錢人聚居的第八區和第十六區富裕階層的左翼青少年。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時髦的左派觀點和由於繼承財富而感到內疚，這三者的結合才把他們捲了進來。人們常講一個關於這個時期的故事：一個有錢的年輕人，回家對他爸爸說，那天夜裡他放火燒了七輛車。他的父親問：「七輛？好，你比我強。我只燒了一輛。」他的兒子感到很驚訝，問道。「爸爸，你燒的哪一輛？」他爸爸說：「孩子，我燒的是你那輛敞篷跑車。」我覺得這次騷亂不會把戴高樂將軍推翻，理由之一就在於此。如果我看到巴黎工人階級。的青年參加騷亂，我就會感到憂慮，因為他們人數多，足以推翻法國政府，而有錢人的子弟太少了，所以是不足以推翻法國政府的。 每天晚上我外出時，總要首先經過憲兵坦克營的營房。如果坦克仍然停在營房的院子裡，局勢就不是真嚴重。我常常從那裡再到其它容易發生騷亂的地方去，以便估計會發生什麼事。我對於憲兵隊的紀律性和克制態度，印象極深。儘管騷亂分子對他們進行了惱火的挑釁，使用了最骯髒的語言，巴黎卻沒有發生死人事件。在持續一個且的騷亂期間，整個法國只死了兩個人。我真羨慕法國警察所具有的這種高度紀律性。他們從來沒有由於騷亂者的挑釁而開槍射擊，但是上帝知道他們是受到挑釁的。因騷亂分子撬了鋪路石板，用碎石打人，許多警察受傷，有的腿被砸斷。巴黎大學化學系的學生多次把固定鋪路石板的瀝青化開，然後用這些石板作為武器來砸警察。 政府的舉棋不定使我迷惑不解。我覺得有辦法把騷亂鎮壓下去，他們何以不使用這些辦法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才明白，戴高樂將軍的策略是讓總罷工造成的不方便把居民徹底激怒起來。我把這種想法用電報報告了華盛頓——我說戴高樂將軍是在等待這種情況的出現，然後他就會還擊而使局勢恢復正常。這時，出乎大家意外，並使人感到驚愕的是戴高樂將軍失蹤了。施賴弗大使把我召去，問我：「他在哪兒？他可能上哪兒去？」我說：「大使先生，他到哪兒去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他正在幹什麼。 他可能正在同將軍們談話，問他們是否支持他。這些將軍會告訴他，他們是支持他的。 他將回巴黎，並制止這些胡鬧。」我眼睛盯著那位認為戴高樂將軍三十天內要下台、並以三十美元同我打賭的政務官員，並對他說：「你知道，巴西和法國情況可能很不一樣。 這位總統正在同他的將軍們談話，看他究竟能否繼續執政。而在這方面，這兩國的相似程度可能比你想得還要高一些。」戴高樂將軍從德國回法國。他到德國去是會見駐德法軍司令馬絮將軍。馬絮將軍向他保證一定支持他。於是戴高樂通過廣播向全國講話。當時。我到巴黎附近絮倫地方的美國公墓參加授勳節典禮，在返回巴黎途中，電台節目中斷，宣佈戴高樂將軍要在電台發表講話。我命司機立即停車，因為我想要聽清楚他到底講的是什麼。我環顧了四周，注意到其它車輛也都停下來了。他的講話很簡短，他宣佈所有加油站都要開門營業，總罷工現在將要結束，大家都要去工廠復工。我驅車返回大使館，馬上給華盛頓發了報。我知道使館政務處無疑已經把戴高樂將軍的講話稿報回。 我這一個電報是我作為武官所發回的最簡短的電報之一，電報上只說：「今日下午四時，戴高樂將軍打出了我前幾次電報中提到的王牌，遊戲到此結束。」我前次曾經報告說，接連兩天戴高樂派在巴黎各處活動，他們正在組織一場支持戴高樂將軍的示威遊行。我還說，等戴高樂派起來進行反擊時，規模將是巨大的。那天傍晚，大批手舞旗幟的戴派和反對左派接管行動的人開始在協和廣場集合。在這以前，我曾經向一個負責政務的同僚發表評論說，許多法國人對於被佔領的工廠上空只飄揚紅色和黑色的旗幟，而沒有一面法國國旗感到很不安。共產黨人的紅旗在抵抗德國人期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面受尊敬的旗幟，但是在這紅旗旁邊往往有一面法國國旗。一位政務官員對我說：「沃爾特斯，你真是老腦筋。你還認為旗幟具有意義。」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大使館前面的協和廣場上，群眾越聚越多，我們在大使辦公室裡往外看得一清二楚。夜幕降臨時，我朝外望去，看到集合在廣場上的人大概有五十萬之多。他們全都揮舞著旗幟。一些年輕人站在廣場周圍象徵法國各大城市的各個塑像頂上，揮舞著大型法國國旗。後來，我到隔壁克裡榮飯店吃飯，吃完飯出來時，一批青年來到飯店門口要求會見經理。我留下等著看發生什麼事。他們對經理說：「先生，你們飯店沒有懸掛法國國旗。請升起一面法國國旗。」 經理似乎相當害怕，並且說：「噢，我得問問飯店的老闆。」他們聽到這句話後又說：「先生，這是位於巴黎市中心的一家法國旅館，限你五分鐘內掛起法國國旗來。」經理趕忙上樓升起國旗。升旗時，旅館前面的群眾高唱《馬賽曲》，唱得真是扣人心弦，和我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卡薩布蘭卡法蘭西廣場聽到的《馬賽曲》一樣地激動人心。 這些人看來已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接近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捷克居民頭一天在就寢時還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裡，第二天一覺醒來卻已經生活在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裡了。廣場上有許多人並不是戴高樂派，事實上，群眾手裡拿的除了法國國旗以外，還有許多英國、比利時和美國的國旗，真是有意思。龐大的群眾隊伍開始湧向香榭麗捨大街，朝著凱旋門走去。我費了好大勁才擠到香榭麗捨大街拐角，我順著大街往前望去，看到整條大街從凱旋門直到協和廣場密密麻麻地擠滿了人。我想這恐怕是我一生中很少看到的集合了百萬人的場面。坐汽車的人驅車前進，喇叭根據約定的代號鳴響，意思是：「戴高樂要繼續當政。」他的確繼續當政了。 那天晚上，我到一家飯店吃晚飯。我知道這家飯店的主人強烈反對戴高樂將軍。開始時他不在店裡，稍等了一會兒，他偷偷地帶著一面法國國旗進來了，我禁不住想挖苦他一下，就說。「你到哪兒去了？」他說：「我到香榭麗捨大街去了。」我對他說：「我原來以為你不喜歡戴高樂將軍呢。」他說：「我是不喜歡他。但是我一想到可能取代他的人時，我認為我能為法國作出的最好的事，就是到那裡去參加示威，並向對方表明法國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如果這是他的目的的話，應該說他是成功的。 在騷亂結束後，我又開始了武官的正常業務。我繼續到法國陸軍的許多單位去參觀。 那年夏天，我有許多事情要做，其中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陪施賴弗大使和他全家到諾曼底灘頭堡去，因為那裡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施賴弗大使曾經告訴我，他這次去要不露姓名，但是又要接受法國電視台記者的採訪。我不知道他此行能夠保密到什麼程度。他問我在哪裡接見記者最好，由於夭氣不好，所以我建議他在聖母教堂鎮空中博物館室內會見記者，那裡既可遮蔽風雨，又能為採訪提供照明。我們到達該鎮後，他就在空中博物館開始答記者問。不多一會兒，施賴弗夫人和孩子們對記者的採訪就感到厭煩，而去教堂遊逛，那座教堂是因為電影《最長的一天》而出了名。（一名傘兵的降落傘纏在教堂尖塔上，教堂轟鳴的鐘聲把他的耳朵都震聾了。）我們走進這座古老的教堂。那天是禮拜六下午，一位神父正在懺悔堂聽取懺悔。由於我已很久沒有參加懺悔儀式，我就進去作了懺悔。我出懺悔室時，施賴弗的小兒子十五歲的博比問我：「你怎樣用法語作懺悔呢？」由於他法語講得很好，所以我就告訴他作懺悔開始時用的那些套語。他說：「對，但是請告訴我你是怎樣懺悔你所犯的罪。」對此，我回答說：「博比，我向神父懺悔我所犯的罪，但不向你懺悔。你進去向他好好地坦白你所犯的罪吧。」博比聳了聳肩膀就進去了。博比還沒有出來，施賴弗就來了，他說：「噢，做懺悔啊！你怎樣用法語做懺悔呢？」於是我又告訴他那些套語，等博比出來時，施賴弗又進去了。當他還在懺侮室的時候，採訪施賴弗的電視台記者同省長一起來了，後者的職位相當於美國州長。 電視台的那位記者問我：「大使在哪裡？我想同他告別。」我回答說：「大使正在作仟悔呢。」這位法國電視台記者說：「他媽的，我知道他對我說了許多謊話，但是他的確抓緊時間以求得上帝的寬恕啊！」 後來我們繼續前進，來到聖米歇爾山，在那裡省長把他的直升飛機讓給施賴弗一家使用。大使、大使夫人和博比乘直升飛機圍著這座山繞了幾圈。向大海那邊看去，景色確實非常壯觀。然後，我同他們的女兒瑪麗亞和小兒子蒂莫西坐上直升飛機也繞著山飛。 我們只繞了一圈就開始返回。蒂莫西很不滿意，他說他們都飛了三圈。我給他解釋說，我是少將，只有飛一圈的資格。你得當大使才有資格飛三圈。這個答覆看來使他滿意了。 在這段時間裡。戴高樂夫人前來回訪施賴弗夫人。施賴弗夫人對於兒童智力發育遲鈍的問題有濃厚的興趣，而據我所知，戴高樂夫人對這個問題又非常敏感，因為戴高樂夫婦有一個名叫安娜的孩子，智力遲鈍，二十歲就死了。施賴弗夫人在這個問題上談了很多，我給她翻譯。她在這一問題上所表現的興趣似乎使戴高樂夫人很感動。施賴弗夫人在談到某一處時說：「我注意到將來智力遲鈍的成年人將享受法國社會保險。我想這是由於你對將軍談過這件事才作出的決定。」戴高樂夫人沉默了一會兒說：「是的，是因為我對將軍談過這件事。」根據我的記憶，她承認對將軍施加影響，這是僅有的一次。 我到法國後不久，我建議，美國國防部應邀請法國國防部參謀長空軍將領米歇爾。 富爾蓋將軍和他的夫人訪問美國。後他們接受了邀請。我被指定陪同他們訪問。六、七年來這還是頭一次由一位法國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前往美國訪問。在為富爾蓋將軍安排日程時，五角大樓問我；他可能想看些什麼。我沒有同他本人商量就說，我想他會願意看導彈發射井。這一建議引起了一陣忙亂，並為此反覆商議。然而，最後五角大樓讓步了，同意讓他看導彈發射井。富爾蓋將軍在美國各地參觀期間，被帶到太平洋沿岸的范登堡空軍基地和那裡的導彈發射井。他懷著極大的興趣觀看了這些發射井。人們拍攝了許多有關他參觀這些導彈發射井的照片。這些照片幾年以後對我極為有用，而且對於改善法美軍事關係起了極大的作用，而我剛到達法國時這方面的關係是非常冷淡的。後來還進行了更高一級官員的相互訪問，從而大大促進兩國武裝部隊重建友好的關係。我初到法國時，曾試圖不介入與北約或者與戴高樂將軍有關的政治問題。我多次設法參加關於一、二次世界大戰中法美聯合軍事行動的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往往使這些城鎮的居民感情激動。他們往往走到我身邊說：「戴高樂將軍也許已經忘了你們美國人所幹的事情，但是我們沒有忘。」有時候他們還當著法國官員的面對我講這樣的話，這多少有些使我尷尬。 我同各國駐法武官關係很好，其中有一位後來擔任了秘魯總統，那就是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以後，在秘魯和美國關係緊張時，我利用同阿爾瓦拉多的友好關係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有一次，我去參觀法國山地旅。我同他們一道滑雪。在參觀的最後一天，我邀請該旅的旅長埃切維利將軍及其幕僚同我共進晚餐。當天下午四點鐘，我去滑雪時，出了事故，把腿跌斷了。我被送進醫院，腿部打了石膏。這時我接到電話，建議我取消這次晚宴，但我決定仍照常進行。那天晚上我雖然感到很疼，腿上石膏也沒有乾透，但是還主持了宴請阿爾卑斯旅全體軍官的晚宴。這件事傳遍了法國陸軍，他們說我不僅法語講得很好，而且摔斷了腿並不影響宴請法國同僚的預定計劃。 法國人還頭一次允許我參觀在科西嘉島上的外籍軍團。以前他們不讓我去，因為有少數幾個美國人在外籍軍團中服役，他們不願意讓我同他們有任何接觸。我說，對於外籍軍團中是否有美國人服役我是最不關心的。這是他們的事，同我無關。我到科西嘉島參觀了外籍軍團的各個部隊後，感到非常有意思。外籍軍團在越南戰爭中首當其衝。我去參觀時，他們對我特別熱情。事實上，當我參觀外籍軍團的第一個營地時，他們唱軍團的一支舊歌《反對越南人》來歡迎我。儘管名叫外籍軍團，但這支部隊的官兵絕大多數是法國人，其次是德國人、南斯拉夫人和西班牙人。人數的多少大概就按這個順序。 現在，軍團大部分駐紮在科西嘉島上。它的招兵站在法國。有些部隊仍然駐在吉布提和太平洋各法屬領地。 我有許多美國客人，他們一般地位很高，都是前來參加北約或者盟軍駐歐最高司令部組織的軍事演習的。他們總是要找個借口到巴黎來，指望我款待他們一番。不幸的是，供我支配的招待費只能用於招待外賓，所以這給我增加相當大的負擔。有些客人我是很歡迎的。我記得有一次紐約大主教庫克紅衣主教來了，因為他是天主教教士的代理主教，所以請我照顧他。我請他在我們的俱樂部吃晚飯，因為天氣很好，我們就在花園裡共進晚餐，突然間下起暴雨來了，客人們一個個都立即將桌子搬到屋子裡去。我不知道遇到這種情況對一位紅衣大主教應該怎麼辦，可是正當我看他時，他正站起來準備把桌子抬走，於是我就同他一起把桌子抬進了屋裡。當我們正抬桌子時，俱樂部那位年輕的經理跑過來，對我參加抬桌子表示吃驚。他說：「我的將軍，我不能讓一位將軍抬桌子啊！」 我看著他笑了笑說：「你還只知道一半呢。你知道誰在抬桌子的那頭嗎？那是紐約教區紅衣大主教。」他更吃驚了。等他安定下來後，我們已把桌子抬進屋內，並且又開始吃起來了。 尼克松總統就職後不久就訪問了法國，這大大促進了正在改善中的法美關係。像往常一樣，他到達法國後，我就奉命給他當翻譯。大使館為他準備了一篇在機場發表的講話稿。然而，當尼克松到達巴黎後，戴高樂將軍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來歡迎他，這樣，總統只得完全離開了他事先準備好的講稿，也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答詞，對戴高樂將軍說了更多讚美的話。對英法兩種語言都懂一點、但又不很精通的某些記者，指責我改動了總統的講話。我對他們說：「你們可能手裡有事先發給你們的講話稿，但是我翻譯的是總統在機場所講的話。」 戴高樂將軍的內心對尼克松先生始終懷著特別熱烈的感情，並且認為尼克松一生的經歷同他自己頗有某些相似之處。有一次，他以非常明確的語言對我說，尼克松先生還會再度擔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總統抵達法國後，舉行了各種各樣的集會，其中有一次是在凡爾賽官中在戴高樂將軍主持下修復的特裡亞農宮舉行的。戴高樂將軍在午宴上回憶往昔，說他認識我的時間最早，比認識在座的法國部長們都早，因為我們是一九四二年在倫敦相識的，而這些部長是以後在倫敦、阿爾及爾、或者在他回到法國本土以後才認識的。這時，席間的氣氛頓時大大融洽起來。 有一段時間，戴高樂將軍認為我是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的。我同他的一位副官談了話，十分明確地告訴他，我可以向他保證，我不是中央情報局的僱員。事實上，好幾年以後，我才開始為中央情報局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我擔任了中央情報局副局長，這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為中央情報局工作。戴高樂將軍一直對我極為熱誠，而且法國人確實讓我享有比其他武官同樣或者更多的行動自由。我不僅參觀過法國各地的部隊，而且還參觀了駐德法軍。 尼克松先生第二次到法國訪問時，仍由我陪同。那時我們同戴高樂將軍的關係也非常親密而熱情。戴高樂將軍辭職後，尼克松先生請我特地到科隆貝雙教堂鎮向他遞交了一封親筆信。 一九六九年八月，我開始參加基辛格同北越人秘密談判的工作，這將在後面的一章中敘述。稍後一些，到一九七0年，我參與了同中國共產黨人的秘密談判，這一談判導致尼克松先生訪華並同中國人建立了新關係。然而，這些談判以及經常把基辛格先生秘密接到法國的工作，使我在巴黎任武官的日子處於尷尬的境地，因為我不能進行武官正常的參觀訪問活動。當大使要我和他一起去參加某些慶典時，我也不能告訴他由於這些秘密談判而不能同去。這樣，我就很難執行我駐法武官的職務。我認為尼克松總統和亨利。基辛格先生從來沒有意識到我的處境多麼為難。，他們指示我不要對任何人講起我所做的事——既不要對我為之服務的大使講，也不要對我的上級國防部講。我離職返美前不久，前往德國向法國駐德部隊告別時，四天中有兩天，我接到基辛格博士的兩次電話，命我返回巴黎去同中國人和越南人會見。頭一次我乘的是班機。第二次，我堅持要他派一架軍用飛機接送。他馬上搞了一架。當然，法國人對我的行動感到莫名其妙，這兩次突然的巴黎之行只能增加他們的好奇心。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惠勒將軍在我任職即將期滿時來法國訪問。法國人問我惠勒將軍想參觀些什麼。我沒有同他商量就說他想看導彈發射井。他們不同意，說外國人沒有到他們的發射井參觀過，而且，我們也沒有給他們看過我們的導彈發射井。 這時候，我得意地拿出富爾蓋將軍三年前在范登堡空軍基地參觀導彈發射井時所拍的照片。這起到了必要的作用，法國人在惠勒將軍的日程中列人了參觀阿爾比恩高原的導彈發射井這個項目。我相信他是參觀這些發射井的第一個外國人。不用說，我也作為譯員隨同前往了。這是改善法美軍事關係的一個象徵。他們還授與惠勒將軍榮譽軍團大軍官勳章。 我在巴黎任期即將屆滿時，同北越人和中國人的談判幾乎佔去了我的全部時間。然而到我真要離任時，法國人對我極為熱誠，隨後又第三次把我在榮譽軍團中的地位升到司令官一級。這一級的勳章實際上是我回國後由法國駐美大使雅克。科斯久什科一莫理澤送交給我的。蓬皮杜總統接替戴高樂將軍後，我陪同蓬皮杜總統去美國進行訪問。這是一次既辛苦又愉快的旅行。我們在美國訪問了許多地方，其中有肯尼迪角、洛杉礬和舊金山。但蓬皮杜總統這次訪問的時機對他不利。因為當時法國出售飛機給阿拉伯人並對以色列實行禁運，因此美國發生了多起反對蓬皮杜的示威活動。所有這一切使情況極為糟糕。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它決不允許在一位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身邊發生這樣的示威活動。我力圖向蓬皮杜總統解釋美國的聯邦制度和市政制度，但是對他沒有產生多大效果。在法國，要是一位市長以任何方式使中央政府難堪的話，中央政府就可以把他解職。蓬皮杜很喜歡舊金山，我們從那裡乘直升飛機前往斯坦福大學。學生排成長隊，進行示威，反對蓬皮杜，既抗議法國在阿以爭端中的態度，又抗議蓬皮杜在一九六八年擔任總理時「鎮壓」學生的騷亂。參觀完學校後，蓬皮杜同教職員和一位學生代表會見。他同每一個教職員工都簡短地談了幾句。針對他的話，這位學生代表總是說：「學生們不同意你說的這一點。」最後，蓬皮杜湊近他，並問他是怎樣成為學生代表的。 他說，他是被推選出來擔任這一代表的。蓬皮杜兩眼閃閃發光地說：「這學校的一萬主千名大學生中有多少人在這次選舉中投了票？」那學生說：「五千。」蓬皮杜說：「五千張選票中你得了百分之幾？」那學生說：「嗯，候選人很多。我得了百分之三十二。」 蓬皮杜眼睛問得更亮了，他側過身子說：「孩子，我得的票數，百分比比你大。」大家都笑了，那個青年也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 我們離開旅館，前往直升飛機停機坪時，蓬皮杜問我在等什麼。我轉問禮賓處長布斯。莫斯巴赫爾。他回答說，舒曼外長還沒有來。我把這句話翻給蓬皮杜聽後，他說：「在巴黎有排成六隊的候選人在等待接替他的職務呢！」我把這話翻給莫斯巴赫爾聽後，他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回答說，我理解的意思是說，以後我們只要等蓬皮杜夫人就行了。 後來我們飛往芝加哥。在那裡，遇到一件我們在整個旅程中所碰到的最難辦的事。 當我們走進旅館門廊時，有一批大喊大叫的示威者走到離蓬皮杜和他夫人很近的地方。 他們喊「沙龍」（Shalom），希伯萊語的意思是「歡迎」或者「和平」。蓬皮杜夫婦卻認為他們喊的是「薩勞」（salaud），這個詞在法語中是一個侮辱人的詞彙１。蓬皮杜夫人很生氣，當晚，蓬皮杜回到旅館後，就決定提前回國。負責安排這次訪問的美國禮賓處長莫斯巴赫爾嚇壞了。蓬皮杜對我說，他不能讓他的夫人遭受這樣的侮辱。美國可能容忍這類事情，但是他不能容忍，特別是涉及他的夫人。蓬皮杜夫婦是一對特別恩愛的夫婦。他們在車上，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經常手拉著手。蓬皮杜對自己不能講英語很遺憾。蓬皮杜夫人是一位討人喜歡和通情達理的婦女，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後來，蓬皮杜決定自己留下來，繼續進行訪問，但是他要在第二天把他夫人送回國。莫斯巴赫爾問我怎麼辦。我說我確信唯一能給蓬皮杜消氣和防止他第二天把夫人送回國的辦法，就是請尼克松總統親自打個電話來。於是，莫斯巴赫爾便打電話給尼克松總統，並把經過情況告訴了他。總統同蓬皮杜通了電話並說他本人將出席原定由阿格組副總統出席的在紐約為蓬皮杜舉行的宴會。蓬皮杜很高興，於是取消了原定第二天送蓬皮杜夫人回國的計劃。後來我們就飛往紐約，住在懷特普萊恩思，禮賓處長莫斯巴赫爾的家裡。一位神父到莫斯巴赫爾家裡為蓬皮杜夫婦作彌撒。我充當作彌撒時的助祭，並且用法語念誦了《使徒書》。在沃爾道夫。阿斯托裡亞飯店舉行了歡迎蓬皮杜的盛大招待會，但是那裡又有一些示威者走到離他很近的地方，看來他對此很生氣。這次訪問給蓬皮杜對美國的態度留下了傷痕，這道傷痕直到他逝世前一直沒有消失。我聽一些朋友說，他曾發誓永遠不再到美國來。那些搗亂事件發生在反越戰爭示威高潮時，當時有大批煽動者竭力在國內外進行搗亂，使尼克松政府難堪，甚至連外賓也沒有能夠倖免。 １法語Lesalaud，意思是壞蛋，下流胚。——譯者 歐洲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美國聯邦政府在制止群眾侮辱外賓方面存在困難。在歐洲，這種事情根本不會發生，即使在法國和英國這種民主國家也不會發生。不久，亨利。基辛格處境不好，可能使他同中國人和北越人進行的談判處於不利地位。當我要求蓬皮杜幫助基辛格擺脫這一困境時，證明我那次陪同蓬皮杜夫婦在美國參觀訪問是非常有益的。 蓬皮杜毫不猶豫地給予了幫助。然而，由於他訪美期間遇到了反對他的示威活動，所以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他對美國仍懷著一種比較冷淡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美軍開人柬埔寨，並進攻早已存在的北越庇護所時，在美國，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陣鼓噪聲。這不是共產黨人、而是新左翼分子組織安排的。在美國各大學的校園裡，各城市的大街上，在世界各地的美國大使館前，普遍都出現了騷亂。也許使用「組織安排」這個詞並不恰當，但是時間步調配合得很一致。在巴黎奧爾塞碼頭、法國外交部附近有一所美國學院，校舍是哥特式的石頭建築，牆上有嵌板，很有美國名牌大學的氣派。這所學院的學生佔領了校舍，並要求美國大使館派人去說明為什麼美國入侵柬埔寨。據我所知，他們對於北越人許多年前就侵入柬埔寨並且一直佔領那個國家的大片領土，從來沒有任何疑問。氣氛很緊張，大使館很不願意派人到學院去同這些學生見面。對此我有些惱火，因此我說我去。我穿的是便服，萬一他們對我無禮（我確信會發生一些這樣的事），那只是針對我個人，而與美國陸軍無關。我通知學生，我於一九七０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到那裡去。我在校舍前下車，看見了在那所學院讀書的一位第六艦隊海軍上校的女兒。她認出了我，並對我說：「將軍，別進去，會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我回答說：「親愛的，我成人以後在陸軍服役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對付某種不愉快的事，而大多數於那些事的人，他們的本事，要比我預計在這所學校裡遇見的人要大得多。」我走進那座房子，人們同我打招呼，並把我帶進禮堂。我從四處分散的一群群學生身邊走過，他們對我投以飽含敵意的目光。禮堂裡有大約二百五十名或者更多一些的學生同我面對面坐著。我發現他們坐的地方剛好把我同唯一的出口處隔開了，這時，我覺得已沒有在外面同那位女學生說話時那樣有信心了。會議開始時，派克教授情緒激動地譴責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然而，這位教授說明，他並不是反對一切戰爭，只是反對越南這場戰爭。他講話結束時，人們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接著就輪到我講話了。我站起身來走到放擴音器的那張小桌旁，當我開始講話時，十來名學生從中間通道朝我走來，領頭的是一位美國青年，他手裡拿著一個紙包，他們一言不發地朝我走來，並且把那個包放在桌上。。紙包散開後，露出了一個胎兒。一名女生在胎兒身上放了三朵花，說：「獻給越南的死者。」我小聲說：「我希望也獻給在南越的死者。」 她似乎有些吃驚，但是什麼話也沒有說。然後，這批人走到禮堂盡頭開始大喊：「不要聽這個法西斯豬玀講話；他講不出什麼來的。在越南正在死人，而他卻在這裡高談闊論。」 下面的話就聽不清楚了。看來大部分學生對這次搗亂感到意外。有些學生喊道。「住嘴，我們要聽聽他有什麼話要說。」那批喧鬧的學生提高了嗓門，再次高呼同樣的口號。大多數學生生氣了，高呼：「我們也許不同意他的話，但是我們要聽聽他要講些什麼。」 一個男生大聲對示威者說：「你們不是我們學校的。我們是請你們來聽這場辯論的。現在住嘴，不然就滾出去。」那個把胎兒放到我面前、並且看來鬧得最凶的男生回答說：「我窮，這是有錢人子弟上的學校，我繳不起學費。」在這一段時間裡，擴音器在我手裡，我決定利用它，因為擴音系統的音響足以淹沒他們之間的一切吵嚷聲。我說。「如果為了證明我的論點，由我來導演今天這場戲，決不會幹得比這更好了。事情的實質就在這裡，是讓你們大家按照老的學術傳統，先瞭解問題的全面情況，然後作出自己的判斷呢，還是讓禮堂盡頭那伙大喊大叫的人來決定你們的年齡是否夠大、聽我的講話是否有分析能力、會不會受騙上當呢？我並沒有要求到這裡來，是你們請我來的，如果你們不願聽我講話，我就走。但是如果你們想聽我講話，你們就得有所作為，以便維護你們自由聽取意見的權利。」許多人為我這段話鼓掌，包括派克教授在內。 一位頭髮特別長的男生站起來，向那些吵鬧的人喊道：「要是你們不想聽，就滾開！ 我們想聽。」那個鬧事的小集團大聲嚷著回答說：「那個法西斯豬玀不會對你們講什麼的。」那位長髮青年又說：「誰願意聽？」絕大多數人舉起手。那位長髮青年於是用最高的嗓門喊道：「滾出去！不然我們就要把你們趕出去。」大多數人的情緒如此強烈，以至於那些搗亂分子只有離開，他們喊叫著：「那麼，好吧，你們要聽那個法西斯豬玀的講話；你們就聽吧！」他們走了。我向學生們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英、法兩國喪失信譽之後爆發的，他們容許希特勒重新佔領萊茵河地區，佔領薩爾地區，然後奪取奧地利、蘇台德區，以後又佔領整個捷克斯洛伐克和梅麥爾。最後，他們不得不在波蘭問題上堅持立場，於是一場世界大戰就隨之發生了。如果他們早一些反抗侵略者，那時，還比較容易一些，那麼這場浩劫本來是可能避免的。我們在亞洲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美國的信譽是否可靠，並不一定非要在越南來證明。但是無論如何，已經有四位美國總統支持要在越南保住美國的信譽，假如我們現在丟掉信譽，那末將來誰還會信任我們呢？ 我們還會有多少真正的朋友呢？也許南越並非是一個理想的民主國家，但是它容許某些反對派存在。如果北越人哪一天來到西貢，他們根本不會容許任何反對派存在，正如在北越不容許有任何反對派存在一樣。多年前，北越人早已侵入柬埔寨，並且一直把它當作享有特權的庇護所，用以攻擊南越和美國部隊。是不是說我們進攻柬埔寨是錯了，而他們進攻柬埔寨又是對的呢？當時，偶而有人發出噓聲，但是學生們基本上是注意聽我講話的。講完話以後，我宣佈準備回答問題。 一位青年站起來對我說，你必須懂得，青年人的這種政治活動是新生事物，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我說，我不同意，因為青年一貫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我還說：「請允許我給你講一講我們那個時代表示抗議的那支偉大歌曲。歌詞是這樣的：『青年一代正在奮起迎接風暴。在我們的拳頭面前，一切壁壘都要崩潰。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擋我們，因為我們是迎擊風暴的青年一代，我們高舉著新時代的旗幟。』」我接著又說，他們都太年輕，不會記得這是一支什麼歌。它是希特勒青年團團歌《我們的旗幟飄揚在前方》的第一節。有一個男生站起來說：「但是我們是誠心誠意的。」我說有三百萬德國青年戰死在全世界各個戰場上——他是否認為這些人不誠心誠意呢？我所知道的最大悲劇是青年人的真誠被利用於邪惡的目的。有一兩位勇敢的青年人為我這句話鼓掌。我接著又說：「在我們的制度下，存在著變革的途徑。如果有多數人表示同意，你們就可以改變我們制度中的任何東西。這一點，任何其它制度都不能辦到。雖然，我們的現存制度存在著許多不平等現象和缺點，但是它同人類所建立的任何其它制度相比較，我們的制度為其大部分成員所提供的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要多得多。等到馬克思主義所能提供的自由和取得的各種成就和我們的制度一樣多的時候，我才會比現在更注意地聽它的宣傳。（這段話引起相當多的掌聲） 另一個問題是，「什麼人們不聽我們的？」我回答說：「他們是聽的。但是，你提問的真正意思是為什麼我國政府不按你所想的去做。你必須懂得，雖然智力和教育很重要，經驗同樣也是重要的。你是願意同一個經驗不多、卻有許多函授班文憑的駕駛員一道飛行呢，還是同一位文憑不多、但有許多小時的飛行經驗的駕駛員一道飛行呢？你無法期待那些身負重任、瞭解情況、偶而不慎遭損失最大的人會聽你們的哈喝指揮。」 最後，我讀了三段引語——肯尼迪總統、羅伯特特。尼迪參議員和艾德萊。史蒂文森的話——以此來說明我們為什麼要介人越南以及我們要在那裡保衛些什麼。講話結束後，約有三分之一的聽眾鼓了掌，還有許多人走到我身邊說，雖然他們仍然反對越南戰爭，但是他們感謝我到這裡來講話。我離開那裡時，從學生中間走過，已沒有人表示敵對情緒。所有的學生都特意告訴我，那些試圖衝散會場的人不是這所美國學院的學生。 後來，我收到那個學院的十六封學生來信，感謝我前去講話。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人不同意，但是都為我到他們那裡去講話表示感謝。當天晚上，阿爾巴尼亞電台報道說。「巴黎美國學院的民主學生阻止了那位法西斯武官為美國可恥的越南戰爭進行辯解。」後來法國人給我講了一位目擊者的敘述。顯然他們也在場。我從這次事件中吸取了很大教訓，那時青年人之所以表示憤怒和沮喪，大部分是由於他們認為沒有人聽他們的意見。我未能使聽過我講話的大部分學生明顯地改變觀點，但是我去學院時和我離開時的氣氛截然不同，這是非常明顯的。 我調離法國就任新職以前，在巴黎工作期間，還做了另外兩件事情。我奉命陪同尼克松夫人前往秘魯訪問遭受地震災害的地區。一九七０年七月二十六日，我飛往洛杉機，並從那裡前往聖克利門蒂。二十八日是星期天，我同尼克松夫人乘總統專機從埃爾托羅海軍陸戰隊基地直飛利馬，隨機攜帶了藥品、醫療設備和食品。臨出發前，總統把我叫到一邊，要我照顧尼克松夫人並盡力多幫助她。我們抵達利馬時，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總統的夫人孔蘇埃洛到機場迎接。我住在大使館駐地。秘魯的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政府對美國一向不甚友好。幾年以前，當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擔任駐法武官時，我就認識他了。尼克松夫人的到來使他極為感動。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你知道，只有當你患病臥床時，你才發現誰是你的真正朋友。」星期天，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夫人和我們同乘C－130飛機前往遭受地震嚴重破壞的瓦伊拉斯街地區。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夫人是一位美貌而引人注目的婦女。當我看到我們將要降落在安塔深谷底部一個用泥土修築的簡易機場時，我不敢相信他們竟會把美國和秘魯的兩位第一夫人帶到這樣危險的簡易機場上來。機場跑道很短，沒有鋪路面，海拔九千英尺高，狹隘的山谷，兩邊高聳著高出地面達數千英尺的大山。尼克松夫人和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夫人似乎都沒有感到不安。可是我很擔心。飛機一降落，直升飛機就把我們送往這一地區的各營地和遭到破壞的村莊。一個叫雲蓋的市鎮，在一場土山崩裂中被全部埋沒，許多受災者在此葬身。死者約兩萬人。這座市鎮留下的唯一遺跡是以前矗立在教堂前高聳入雲的幾棵棕櫚樹的樹頂。其它一切全都埋在深達三十英尺的泥土中去了。無論我們走到哪裡，人們都想同帕特和孔蘇埃洛談話。當地居民一再要求，在原地重建這個市鎮，儘管他們的家園已不是第一次遭到地震摧毀。人們對本鄉本土的深厚感情使我讚歎不已。尼克松夫人對於災民的苦難深表同情。有一次，一個小男孩淚汪汪地向她跑來，她一把將他抱起，緊緊擁抱，直到他不再哭泣。美國總統夫人在秘魯人民十分悲痛和遭受苦難的時刻，遠道而來，同他們相聚在一起，這件事秘魯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那天下午，我們從那條危險的泥土簡易跑道起飛，在壁立於峽谷的山崖中間升入高空，飛返利馬。第二天上午我陪尼克松夫人去參觀兒童醫院。頭顱開裂病人的數目十分驚人。一般土坯修築的房子屋頂很重，牆壁一倒塌，房梁就掉下來，往往造成頭部創傷，看起來確實很可憐。六月三十日，我們飛返埃爾托羅後，又乘直升飛機前往聖克利門蒂。第二天，我又動身返回巴黎。 後來我接到尼克松夫人一封非常客氣的來信，感謝我在這次訪問中幫助她與秘魯人民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