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使命=秘密使命--玄幻魔法小說網

    一九六七年夏末，我到巴黎接任駐法陸軍武官。赴任前，我曾到越南作過短期逗留。

    我走遍了越南整個戰區，並參加過不少次戰鬥。越南戰爭捲進了大批美軍，需要掌握大量有關越南的情報。我覺得當時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這樣的事實：越南受法國統治幾乎長達一個世紀，在法國的檔案和卷宗裡，關於越南的情報堆積如山。我就承擔了盡可能多地搜集北越有關設施、通訊和運輸等方面情報的任務。這些設施和設備，幾乎全部是法國人以前修建的，只要注意觀察，這方面的情報在巴黎都能搞到。而且，法國人在印度支那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曾搜集並積累了許多越南領導人的材料，其中有不少人當時正在同我方進行戰鬥。把這種情報搞到手並不容易，但我逐漸獲得了搜集這些大量情報的能力。

    不少法國人在越南住了一輩子，對情況非常瞭解，但美國人一般都認為他們所瞭解的情況已經過時。當我們在制訂計劃準備營救關在河內希爾頓監獄中的戰俘時，我找到兩名熟悉該監獄情況——包括它結構上的薄弱環節和堅固難以突破之處——的前獄吏。

    然而，我們沒有請他們幫忙。

    我當時也找到了曾與河內某些領導人一同上過學或工作過的法國人。我在巴黎工作的第一年，向國防部作的報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關於越南的。那些在這一戰火紛飛的國家裡工作的司令官，曾多次向我表示感謝。有一次我曾得到過關於北越人企圖暗殺艾布拉姆斯將軍的情報。

    我在別處已明確表達過我對越南戰爭的看法，這裡不再重複，但只想說明，我當時堅定地認為，我們是在努力幫助南越人維護他們原來享有的那點自由——這遠遠超過他們現在享有的自由，我們這樣做是正確的。我認為，北越人是敵人。對於我來說，他們代表著生活當中一切可惡的東西。甚至在我們已深深地陷進了南越的戰爭時，我也一點都沒有想到會被找去同越南人打交道。我沒有自告奮勇去承擔這個任務。我是接受命令不得不去。我在蘇聯集團舉辦的招待會上常常遇見北越駐巴黎的代表。我們對待他們，像對待中國人一樣，彼此從來不說話，也不打招呼。北越不同於中國，他們沒有在法國派駐武官，因而我見到他們的機會不如見到中國人的機會多。我見面能認得出來的唯一的北越人可能就是北越駐法國的高級專員梅文蒲了。同許多越南人一樣，他曾在法國受過教育，能講一口地道的法語。

    約翰遜總統宣佈同北越人開始和談，並派遣艾夫裡爾。哈里曼率領美國代表團參加談判。哈里曼先生到達巴黎時，我前往奧利機場迎接。他曾不勝感慨地說，從他為執行馬歇爾計劃前來巴黎已相隔二十年了。

    在最初階段我沒有直接參加談判，我作為武官，在後勤方面對美國代表團給過支援，直到代表團的機構齊備、生活可以自行安排為止。我同哈里曼先生、賽伊。萬斯先生、菲利普。哈比布先生以及代表團其他一些成員都是老相識。我當時已逐漸意識到這種談判不會有什麼成果。我知道，對於會議桌的式樣和位置以及誰應該坐在什麼地方等等具體問題會進行無休止的討論。從同法方的接觸中，我也得知，雙方代表團除了在美淇飯店進行公開談判外，還有其他接觸。例如，我知道哈里曼先生曾秘密會見過北越代表團團長。根據我從法國人那裡得來的情報，我很清楚地瞭解春水團長的情況。他曾因詐騙其法國僱主，一度入獄。僱主觀還活著，而且還在巴黎。我把他這一段個人經歷統統報告了美國代表團，但他們似乎不懂得如何利用這一情報，可能還懷疑這一情報的真實性。

    談判從一九六八年五月開始，中間經過美國大選和新總統就職，一直拖延下來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哈里曼先生辭去美國代表團團長後，由美前參議員、駐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代表團長人選的更換絲毫未改變在美琪飯店無止境談判的局面。顯然，北越利用公開談判作為宣傳，鼓動歐洲和美國人民起來反對美國。他們宣傳的主要對象是美國公眾輿論。

    在某一時刻，華盛頓作出了試圖同北越進行私下會談的決定，但同時，公開談判仍照常進行，這是為了使他們感覺到，既能保留宣傳講壇，又有希望在私下會談中取得進展，以尋求體面地結束戰爭的途徑。

    基辛格博士來到巴黎。他在大使館約見了我，他充滿信心地告訴我，他將去會見北越代表，並要我同行。他要我為他任翻譯，還為雙方以後可能進行的交往充當聯絡。他是通過前法國駐北越高級專員讓。聖特尼的關係，安排同他們會晤的。聖特尼夫人是基辛格博士在哈佛大學的學生。基辛格同北越人第一次會晤是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地點在巴黎的繁華地區裡沃利街聖特尼的公館。我們比北越人先到。在我們等他們的時候，聖特尼招待我們喝酒。當時，我考慮應該怎樣同敵人交談，是否同他們握手？舉止行動該怎樣呢？我不知該怎麼辦。那所豪華寓所的門鈴響了，我們都走向門廳。那時春水已在那裡站著，根據照片我一眼就認出了他。同他一起來的還有另外兩個越南人。基辛格向春水伸出手去，他帶著尷尬的微笑同基辛格握了手。當聖特尼為我們作介紹時，基辛格又同那兩位越南人握了手。其中一人是很高明的翻譯，他除了本國語外，法英兩種語言都掌握得很好。然而，這個人並不討人喜歡，常常在翻譯令人不愉快的言詞時，明顯地表現出他十分欣賞他所翻譯的那句話。

    後來，聖特尼把我們帶到他的起居室，為我們準備好飲料後，他就走了，留下基辛格博士、北越人和我。基辛格博士說，美國政府願意同北越進行私下會談，看是否可以努力找到某種辦法來結束這場漫長而破壞嚴重的戰爭。要做到這點，只能是私下會談，雙方都不得利用會談達到宣傳的目的。北越人當即申辯從未利用會談進行過宣傳。在長時間會談中，少不了北越人的挖苦諷刺和基辛格博士的尖刻回敬。我們邊談邊喝茶，情況逐漸明朗。北越人感到戰爭的壓力，樂於進行這種私下會談。但他們並沒有直接說出來，當場也沒有表示以後繼續會晤。他們只答應把這個意見轉告河內，並表示如有答覆將同我聯繫。我把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了他們。雙方談定，以安德烈作為彼此稱呼的代號。

    他們強調必須絕對保密，並明確表示：此消息一旦被洩露，他們將切斷那條即使業已溝通的渠道。按照規定，我如有情況，就給越南駐巴黎高級專員公署去電話，自稱是安德烈，要同高級專員梅文蒲談話。他如有消息告我，則說安德烈來電話，並要求見我。他們再次強調，全部問題都將由河內決定，以後才能答覆。他們先離開公館，我和基辛格博士稍留幾分鐘，喝了一杯茶。然後我們步行回大使館。當天下午，我和基辛格博士同機飛往布魯塞爾。他嚴格指示我應如何與北越人打交道。為了直接與他在白宮進行聯繫，他將為我準備一套專用密碼。電文由我自己翻譯。他囑咐我，絕對不許把會談情況告知大使館任何人，也不得報告我在國防部的上級領導。當我表現出某些猶豫時，他說這一點非常重要，並說我不久即可回華盛頓，屆時總統將以總司令身份確認這些指示。我應該記住，總統負責執行外交政策，在法律允許範圍內，他可以根據他的意願行事。我對基辛格說，通知一下法國最高領導可能是明智的。他問我有什麼必要這樣做。我說法國有一套非常嚴密的情報機構，關於這種接觸，必然為他們所獲悉。如若不通知他們，他們可能惱火。於是他問我怎樣才可以防止法國情報界擴散這個消息。我建議由他親自和蓬皮杜總統通話，請總統以非常秘密的方式加以處理，只容許法國情報機構最高一級人員知曉。他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我還對他說，我必須告訴我的秘書，她這人非常嚴謹。

    他又問這樣做的必要性。我說要是有一天我去會見北越人而沒有回來，總得有個人知道我的去向。他很勉強地同意了。我同他在布魯塞爾分手後回到巴黎，在那裡等候北越方面的第一個信息。此刻，有人自華盛頓帶來了專用密碼，供我與基辛格聯絡使用，並教給我使用的方法。

    我不禁思忖著這種情況的諷刺意味。像我這樣如此強烈地反對北越的人並不多，然而偏偏是我被選中去和他們打交道。作為一個軍人，我接受了命令，並準備去執行一項我根本沒有爭取過的任務。

    我想盡可能多地收集關於梅文蒲和春水的情況，以便更好地對付他們。

    基辛格離開後不久，我就去華盛頓。總統確認了基辛格博士給我的指示，並重申我不得同任何人談論這條同北越人談判的渠道。

    在這之後不久，我接到了期待中的梅文蒲的電話。他對我說，北越人要在巴黎一個工人居住的郊區的一所私人別墅裡見我。這使我面臨了一個小小的問題，因為我的汽車上有外交牌照，清楚地表明是美國使館的汽車。這樣一輛車在塞納河畔維特裡這一主要是共產黨人居住的郊區出現，一定會引人矚目。因此我不得不把車停靠在距離較遠的地方，然後再搭公共汽車到北越人指定的別墅附近。北越的高級官員多數都住在巴黎豪華的第十六區。他們甚至在那裡為本國人開設了一家妓院，裡面全部是北越婦女。然而，他們會見我的地點卻經常在工人區。我在約定的時間來到座落在維特裡的朱爾拉蓋斯街七十三號別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座別墅的馬路斜對過就是一座天主教堂。我去別墅參加第一次會談時，先搭公共汽車，然後步行前往。那時是否有人跟蹤，我並沒有發現。接待我的是梅文蒲和另一個越南人。我們在他們起居室坐下，喝著越南茶。他們對我說，他們已同意我們提出的私下會談，並建議基辛格博士選定一個同他們會晤的日期。

    我向他們說明，基辛格博士希望河內方面能派出一個同他在美國政府中地位相當的人選。

    他們說，政治局委員黎德壽將來參加會談。接著，他們向我提了一些關於我個人的問題，問我是否在越南服過役，是在什麼地方。他們沒有提出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而且，我在越南服役這一段經歷，看來根本沒有使他們不安。我們總是用法語交談，他們很想知道我是怎樣學的法文。他們大都進過法國學校，而且法語都很熟練。梅文蒲講的法語沒有一點越南口音。他們還問了我許多其他問題。顯然，他們在編寫一篇人物材料。我們談話時，座位上方懸掛一幅胡志明在向我們深情地微笑的像片。後來，他們交給我一封胡志明主席致尼克松總統的信。我對他們說，我將把信轉交給總統，不久便可收到覆信。

    我離開別墅後，立即去使館執行把信息譯成密碼以供發報的累人任務。

    連續進行數年的一系列會晤就這樣開始了。為了會晤，我必須俏悄地安排亨利。基辛格到法國而不讓使館人員發覺。我被告知，最重要的是不能讓記者發覺，一經他們發覺，事情就會宣揚出去。北越人說過，如走漏消息，他們將中斷會談。

    基辛格博士一般乘「空軍一號」飛往歐洲，這有利於保密，因為毋需旅客名單。這架飛機經常用來訓練空勤人員，不會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基辛格博士星期五晚上要特意在華盛頓某處公開露面，然後飛往巴黎。他回國後，又要馬上在公共場所專門出現一下，使人們覺察不出他有來回巴黎的時間。他要為自己安排乘飛機旅行的問題，我則必須為他安排不經過海關和移民手續就進入法國。他有時轉道英國或德國進入法國，有時運來法國。我曾同蓬皮杜的顧問米歇爾。若貝爾交談過，他非常幫忙。基辛格博士指示我要不時地向他通報情況。我曾把基辛格秘密弄到法國前後加在一起多達十五次以上，但從未與法國海關稽查或移民局官員碰面。我同奧利機場的朋友一起安排了一個停放軍用飛機的地方，這樣就沒有人來找麻煩。有時由於若貝爾的協助，他可從另一個法國機場入境，一切安排妥當，不會有人提出任何問題。法國人曾為美國「空軍一號」加過幾次油。我相信這些法國人至今都還沒有得到過任何報償。我還多次使用阿沃爾的法國機場，這個機場停有為他們的核打擊力量空中加油的飛機，而這種加油飛機從外表看又酷似「空軍一號」。我在那裡安排他乘我自己的武官專用飛機或法國飛機到巴黎。大概就在這時，由於經濟上的原因，我的武官專用飛機被撤銷了，而我又不能說出我需要保留這架飛機的理由，因為我不能向國防部報告我在利用這架飛機偷偷運送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去法國的事。有一次我問基辛格博士，他是否能幫助我留下這架飛機。他說，他不可能做到既過問這件事，而又不暴露他在巴黎的會談。他有時先飛德國，把美「空軍一號」留在那裡，然後換乘空軍飛機，機上人員都曾宣誓要保密。

    基辛格博士來巴黎時，通常帶兩名年輕的外交官作為助手。他們都住在我在納伊區的寓所裡。這是一個並不寬敞的公寓，有兩間臥室、一間起居室和一個餐廳。車庫有兩個出入口。這兩個出入口，都可以上鎖，以防別人隨後跟蹤，還有個好處，就是可以把車朝不同方向的兩條街道開出去。基辛格博士住在我的臥室裡，兩個助手住客房。我自己則有時睡在起居室的長沙發上，有時讓我的帶有軍籍的副官住到他朋友家去，我便住到他的公寓裡——距我的寓所只有一條街遠。但是這件事本身卻給我增加了麻煩，因為離我住所一條街遠的地方有一幢屬於美國大使館的大樓，裡面住了不少美國人，由於距離這麼近，我經常擔心，怕基辛格博士會被人認出來。我告訴我的女管家，這位客人叫H。A。基爾希曼，是一位美國將軍。我認為有必要使用基辛格博士姓名的第一個字母。

    其實，我的副官對這位來訪者究競是誰是清楚的，但他保密做得非常好。

    有一次，基辛格博士要我把他帶到塞納河畔總統私人公寓去見蓬皮杜總統。他叮囑我不要對跟隨他來巴黎的兩名助手提及此事。我們把這兩人留在我的寓所，我用自己的汽車把他送到波旁碼頭。基辛格同蓬皮杜談論了有關談判事宜，並感謝他給予的幫助。

    數月之後，一家新聞雜誌發表了基辛格曾在蓬皮杜私寓會面的消息。我沒有告訴過雜誌社，我肯定蓬皮杜也沒有告訴過；那麼只有一種可能。

    基辛格博士一般是在深夜到達巴黎，然後我們一同到我的寓所，他在那裡過夜。翌晨，他就在那裡吃早飯。基辛格通常不大誇獎人，但有一次，他說我招待他吃的早餐，是他所吃過的最好的早餐，也就是說；我的廚師兼管家和那位副官手藝高明。早餐後我們去同北越人會晤。為了這個目的，我不得不用租來的汽車。這是為了避免由於在北越別墅外面出現有外交牌照的汽車而使整個事情暴露。同北越人會晤後，我通常送基辛格到奧利機場隱蔽的停機坪，他就乘機前往德國或英國，然後坐「空軍一號」飛回美國。

    後來，同中國人的會談開始以後，他總是先會見中國人，後會見越南。人。他曾向中國人提到他正在同越南方面會談。顯然，越南人早就將此事通報給中國人了。有時他們會轉彎抹角地提到此事，問基辛格說：「你這次來還要見見別人吧？」我不能肯定，但我十分懷疑，中國人曾否告訴過北越人，他們也在同美國人會談。

    我在巴黎陪同基辛格會見越方人員的地點總是在西圖阿希的達爾特路一所小房子，而不是我單獨拜會他們時的場所。這些會談是在不同程度的緊張氣氛下進行的。基辛格博士會見黎德壽和春水時，由我把他的話譯成法文，越南譯員再把法文譯成越南文。他們用越南文回話，譯員再把越文譯成英文。我始終不理解，為什麼我們不用兩種語言通話，而是用三種語言。但這是他們要求的。而且在我參加的會談中也都是這樣做的。基辛格回國後，雙方的信息都由我傳遞。不論什麼情況，我從來沒有參與實質性的會談。

    有時我也同他們長談，當他們交來胡志明致尼克松總統的信件時，我們曾相當長時間地談論過胡志明和他的生活情況，我們也談過戰爭，但我也很清楚，他們真正的希望不是在打仗的戰場上取得勝利，而是在爭取美國公眾輿論的戰場上取得勝利。他們做得對。

    他們在美國取得了勝利，但沒有在他們發動最後勝利攻勢的南越中原高地取勝。他們參加談判的人始終是以黎德壽和春水為首。我們一方的公開談判人員，先後由戴維。布魯斯大使和波特大使接替了洛奇大使。我從未受權向洛奇大使作過匯報，但後來卻允許我告訴布魯斯大使和波特大使。通常的情況是，在把基辛格送上飛機之後，我就去見布魯斯或波特，並把經過情況報告給他。由於那些會談，多次影響了我作為武官的正常外出活動，和作為大使隨從在正常情況下應陪同大使外出的活動。

    我也很難在我的休假期間安排外出旅行，因為我知道，我隨時可能接到通知，要把基辛格博士弄到法國同北越人會晤。在談判過程中，北越人的發言充滿宣傳的語言。但中國人卻完全不同。北越不斷指責美國發動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指責美國從未表現出「善意和誠意」。特別是後面這句話是他們愛用的口頭禪。有時候基辛格對那些宣傳感到厭煩了，便說，「你們為什麼不把那些話留到美琪飯店公開談判時講呢？」他們聽了咧開嘴一笑，然後又繼續講下去。

    起先他們提出一條不可更改的先決條件，要美國人「搞掉阮文紹、阮高其、陳善謙集團」。過了一段時間，他們發現這個辦不到，他們就不提陳善謙了，只要求攆走阮文紹和阮高其。後來他們又降低要求，改為只要求撤換或清除阮文紹。一天，他們又在嘮叨這個問題，基辛格說，我們不能這樣幹。我們在越南只有二十萬人，而阮文紹卻有一百萬。後來和基辛格同時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金的黎德壽說：「你們知道該怎麼辦。」基辛格回答說，他不明白黎德壽要我們幹什麼。黎德壽又說：「你是知道的。摘掉他。」

    我確信基辛格知道北越人指的是什麼，但他有意要對方親口說出來。基辛格說，「我真不明白你們要幹什麼？你的意思是要我們殺掉他嗎？」黎德壽立即回答說：「是的，但是你不必把這一點寫進協定中去。」他就是這樣直截了當地提出要美國暗殺其盟友。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建議，而絲毫沒有不安的表現。亨利嚴峻地回答說，這是不光彩的犯罪行為，美國是不會參與這種行動的。北越人像往常一樣，感到難堪的時候，就神經質地咯咯發笑。

    還有一次，基辛格來到會晤地點，預期要見的是黎德壽，可是只有春水在那裡。春水對他說，黎德壽因身體不適，不能出席。亨利說：「我是個忙人，我是美國總統的特別助理，我從這麼遠的地方來，期望見到與我級別相當的人。」於是春水說：「我是特命全權大使。」亨利回答說：「比爾。波特也是特命全權大使，你去同他談吧！」基辛格說完拂袖而去，重新登上飛機飛回美國。從此以後，黎德壽再也沒有缺席過任何一次會談。他們明白了。由於北越不肯妥協，會談每隔兩個月就要中斷一次。過了若干星期之後，總有一方會建議本著「新的態度」恢復會談。北越人只有一種態度：總是要求清除阮文紹。顯然，他們把他看成一個很強的領導人，看成是他們希望實現征服南方的主要障礙。他們如此不斷地催逼基辛格，國會方面對他也有沉重壓力，我真擔心會給他造成什麼影響。我對他說，「你若有意把阮文紹的腦袋獻給他們，可不要指望我去端盛腦袋的盤子。」他以十分震驚的目光盯著我，問我什麼東西使我產生這種想法，認為他想幹這樣的事。我答覆說，「沒有什麼東西。我只想確定你獲得的是好的、而不是壞的諾貝爾和平獎金。」基辛格經常擔憂國會可能強迫政府對北越做更多的讓步。他多次在汽車裡對我嘀咕：「下屆國會非放棄這塊地方不可了。」

    在這些令人厭煩的談判過程中，基辛格始終表現出非凡的耐心和寬容，令人欽佩。

    他只是在對方傲慢無禮的時候，才說一些自我貶低的話來巧妙地洩他們的氣。起初，他們對他總是自我貶低感到迷惑不解。他有時會說：「我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大學教授。」

    他們猜不透這句話講的是否是真情，是否在和他們開玩笑，還是在企圖矇騙他們。他們又覺得這三種意圖的成分都有。對方一遍遍反覆宣傳同樣的題材使我聯想起一九五一年我們同摩薩台的談判。他們同他一樣，都認為只要他們反覆講某一件事，講的次數多了，對方就會認為這就是實際情況。

    顯然，他們對美國深有疑慮，並認為我們是不可信賴的。他們從來不承認在南方駐有他們的軍隊，也不承認對臨時革命政府有任何影響。這是一次使人難以置信的傷透腦筋的經歷，而基辛格表現了極大的耐心，他只是在對方說了些明顯攻擊性的話之後才發過一兩次脾氣。有關會談的所有情況，在我們辦公室裡除了我的秘書之外，沒有其他人知道。我單獨同越南人的會談總是呆板而生硬。梅文蒲因河內認為他太法國化而終於被召回國，我就和他的繼任者武文充打交道。武文克現在是北越駐法國大使。此人遠不如梅文蒲有風度。在我與他們的會談當中，他們總是想探聽美國公眾輿論的情況，並期望輿論界敦促政府服從他們的要求。

    當我們派兵進入柬埔寨時，他們確實震動了，而且據我看，這是他們第一次表現出害怕。他們反覆地對我說：「你們的總統怎能幹這樣的事？他這人完全不可捉摸。」到那時候，我才初次認識到，「不可捉摸」是多麼有力的一件武器。由於進兵柬埔寨，美國國內引起了騷動。越方對此充滿希望，希望這種騷動會迫使美國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

    當然最後看來，他們寄托這樣的希望是對了。水門事件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蠢事幫了他們的忙，使他們有可能取得勝利，這件事大大削弱了總統的地位，因此福特無法繼續沿襲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等曾試圖在東南亞走過的道路。

    我永遠忘不了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天。那天我正同基辛格一起走上他們別墅的台階，看見黎德壽站在最高一級台階上，面帶勝利的笑容對基辛格說，「我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同你進行談判。我剛剛同麥戈文參議員談了好幾個小時，你們的反對黨將迫使你滿足我的要求。」他說話時那種洋洋得意的口吻簡直難以容忍。這是基辛格最了不起的日子中的一天。他兩眼直盯黎德壽說，「特別顧問先生，你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率極權國家的公民，你根本不懂什麼叫反對黨，因為在貴國一旦出現任何反對黨，都會遭到你們殘暴的鎮壓。還是讓那些可以容忍反對黨的人去解釋什麼是反對黨吧！你不要企圖解釋你根本不懂的事情。」黎德壽神經質地咯咯發笑，意識到他威脅基辛格的企圖未能得逞。

    此後，他們再也不直接提美國的內政了。

    這些談判真是枯燥無味、令人沮喪。有時會感到談判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他們又會後退到原來出發點的後面J八月間，我收到基辛格一封來信，他說，「對你作出的非常寶貴的貢獻再次表示感謝。到現在為止，這些貢獻被證明是有成效的，你可能已經注意到，總統昨天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可能無意識地使人們進一步猜測正在進行秘密談判。

    他的講話將使你本來就很艱巨的任務更為複雜……」他說對了，是這樣的。北越人懷疑我們洩露同越方進行秘密談判的消息以減輕政府受到的壓力。收到基辛格信後第二天，我同越方進行了一次異常激烈的會談。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向他們傳遞信息，說美國準備在新的態度的基礎上恢復談判。

    會談是恢復了，但僵局仍繼續存在。他們堅決要求把越南政府首腦阮文紹總統趕走，並以此作為任何實質性談判的絕對必要條件。十一月我從英國把基辛格接來巴黎同越方再次會晤。我必須先去倫敦，要求空軍部的人員保證為他這次行動保密。雖然報界曾揣測某處可能在進行秘密談判，但從未報道過亨利來往巴黎的消息。我為此非常引以自豪。

    一九七二年一月，武文充召見我，指責我們走漏了談判的消息。後來到二月，雙方又同意繼續會談。然而我在巴黎任職的期限快到了，而且我急於卸掉這一重擔。儘管北越人十分粗暴無禮，我同他們個人之間還是保持了較好的關係。他們對於通過我進行聯絡表示非常滿意。日我知道我在法國的任期快結束，我就向基辛格博士和黑格將軍推薦了我的助手、駐法空軍武官喬治。圭上校。我說他將是一位同北越繼續保持聯繫的合適人選。

    他是一位風度出眾的官員，說一口漂亮的法語，而且有印第安阿貝納基人的血統，所以外貌有點像東方人。他為人十分嚴謹，而且我多次看到他表現出具有十分高超的判斷能力。基辛格表示同意。我當即通知北越方面，喬治將接替我的聯絡工作，並陪同他前往維特裡別墅，把他介紹給北越人。

    在這之前，當我準備陪同基辛格博士去會見北越人時，我總要先派我的秘書南希。

    烏萊特乘另一輛租來的汽車到北越的別墅附近巡視一番，看是否有記者或可疑的行人。

    然後她就在事先約定的地點同我們碰頭，並向我們報告平安無事。我感到翻譯密碼太乏味，所以把譯密碼的方法教給了我的秘書。她為我翻譯來往的電報，使我騰出不少時間，減輕我不少工作。她在這段困難時期給我的幫助是怎麼讚揚都不過分的。在我們駐巴黎的大使館內，唯有她一個人知道我同北越人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活動。在我會見北越和中國共產黨人這段時間裡，我經常擔心的另一件事，是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可能發現我的活動，並認為我要叛逃或同這兩個共產黨國家進行裡通外國的接觸。奇怪的是他們沒有發現。我離巴黎後，一位我在法國認識的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對我說，「哎呀！

    我一直以為你僅僅是一位頂呱呱的語言學家呢。」這是一句老實話，但是對一個即將成為他上級的人說這樣的話是不得體的。

    我同北越本最後一次會見時，他們問起我尼克松和蓬皮杜在亞速爾的會談進行得怎麼樣，因為他們在電視新聞裡見到了我。我就告訴了他們，我不久將回美國擔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武文充頗為酸溜溜地對我說：「但願你在這個職位上永遠不要做任何給我們提供把柄的事情而指責你。」我回答說我唯一關心的是我在那個職位上，永遠不做使我們國家有理由指責我的事情。他點點頭，未做進一步的評論。

    我離職後，喬治。圭接替我同北越打交道。他的工作成績顯著，因商被提升為空軍准將。他同北越秘密聯絡，直到一九七二年談判轉為公開，基辛格能堂而皇之前往巴黎同越方會晤為止。

    我在巴黎將近兩年半的時間一直同北越人打交道，但從未走漏過消息，沒有把當時發生的事情洩露出去。我在完成武官正常業務之外，還要擔任聯絡工作確有很多困難。

    這一點基辛格博士十分清楚，他曾多次給我鼓勵。我經常在基辛格的辦公室同黑格將軍接觸，他也特別理解我，給了我很多幫助。

    同北越人打交道遠不如同中國人打交道有意思。我當時必須同時同這兩方面發生聯繫，但又要裝作他們彼此都不知道。有時我覺得我像一個玩雜耍的人向空中不斷地扔三個球：一個球是駐法武官；一個球是中國；一個球是北越。我很不謙虛地說——我希望這種不謙虛可以得到諒解——在這段漫長而令人厭煩的時間裡，這三個球哪個也沒有從我的手中落地。至少在同中國人打交道方面，我能夠看到些進展。堅冰逐漸消融，繼基辛格博士之後，總統又前往中國訪問。同北越的談判，役有明顯的進展，有的只是長時間的相互指責和緊張激烈的辯論。中國人很有風度，富於幽默感。越南人或許也有這種性格，但我所能說的是，他們如果真有這種幽默感，那麼，他們在這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內，在我面前隱藏得十分徹底。去和中國人見面總是使人感到激動和振奮，但去見北越人卻有點像去見牙科醫生。此外，北越人只供我用茶，而中國人的招待卻十分豐盛。

    我同北越人打交道是有反感的，但我有服從命令的義務，還想到「向和平使者祝福」

    這種福音，反感情緒也就克服了。我失敗了，但並不是因為我沒有做出真誠的努力。我對基辛格博士的耐心，和他在執行華盛頓的正常任務之外，還毫無怨言地在漫長和疲勞的旅途上奔波的精神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有十分驚人的巧妙的答辯本領，他的對手從沒有能夠佔上風。就我看來，有時他的涵養功夫和容忍態度簡直像個聖徒——儘管我把這個詞用在這位大博士身上不一定恰當，但他確實在過去談判者很少遇到的情況下作了最大的努力。

    這對我是一次不尋常而有挑戰性的經歷。我必須同對方交談，還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情況下，組織完成當代一項極為秘密的使命。在這方面，過去長期搞情報工作和同具有不同文化、思想的國家打交道時積累起來的經驗，都對我很有幫助。談判期間，我讀過的越南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書籍（當然都是翻譯本），比我一生中其餘時間讀過的還要多。由於這些原因，我得以使他們承認我是一個對越南的國情、文化和歷史都有所瞭解的人。

    我能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副局長並能在風雲四起和最動盪的時期在政府中任職，是由於我參加過同中共和北越兩方面的談判以及長期從事情報工作。一九七二年春，我結束了同北越和中共打交道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