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庫首頁->《神聖使命=秘密使命 返回目錄


六、陪同尼克松副總統訪問南美

作者:南丁格爾

    阿根廷多年來第一個經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於一九五八年如期舉行就職典禮。美國對阿根廷還政於民感到高興,根據歷來派遣一名高級政府代表參加這類典禮的慣例,決定委派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作為代表參加阿圖羅。弗朗迪西總統的就職典禮。這一消息宣佈後,許多其他南美國家也向尼克松先生發出了邀請。由於尼克松在一年前已訪問了巴西,這次當然不再去該國訪問了。這時,在利馬的美洲大陸上最古老的聖馬科斯大學——這所古老的學府的創辦時間比美國任何一所大學將近早一個世紀——邀請尼克松先生前去演講。發出邀請的還有其他國家:烏拉圭、巴拉圭、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美國認為,這次訪問將表明我們對拉美鄰國仍感興趣,而駐上述國家的大使亦都強烈敦促副總統接受邀請。華盛頓發表了接受邀請的聲明,有關國家政府對此均甚為滿意。但當時對某些消極因素也許估計不足。美國政府在國內團體要求保護其利益的壓力下,曾採取了某些保護性措施,結果引起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人民的強烈憤怒。例如,美國對進口委內瑞拉石油作了一定的限制。而在加拉加斯暴力事件發生以後,據說有許多委內瑞拉人因此失業。共產黨人知道尼克松是一個堅定的反共分子。因此,他們不願失去這一機會:企圖通過暴力行為,使尼克松信譽掃地,如能使他蒙受恥辱,當然就更好了。懷有這種意圖的不僅僅限於共產黨人。自稱不依附於莫斯科的所謂新左派,在其它地方還沒有露面之前,就在拉了美洲出現了。當時,新左派為了給任何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辯解,便拿美國當作現成的替罪羊,就像它目前所做的那樣。

    有個外國人曾向我講起他們國家的一句諺語:「下雨了,怪奧政府!不下雨,也怪奧政府!」他說,如今這句諺語已改為:「下雨了,怪臭美國佬!不下雨,也怪臭美國佬!」

    此外,還有一個消極因素,就是南美大陸上的人普遍認為:美國對泛美主義理想只是一味空談,其真正利益在歐亞。他們覺得自己像一個前娘養的孩子,非得通過使用某種暴力,才能引起美國的注意。遺憾的是,這種看法確有一定根據。拉丁美洲有許多人看到美國富強,而自己的國家卻不是如此,於是便認為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的過錯。

    不少非左派人士也持有這一觀點。許多極右分子也把這當作福音書中的真理一樣。左右兩派的極端主義者,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往往相去不遠。

    當時,美國政府是瞭解這些情況的,但也許它看得並不像我說得這樣直截了當。政府曾考慮過這些因素,最後仍決定進行訪問,因為這樣做符合美國的最高利益。

    我隨同尼克松副總統去南美訪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我和他第一次接觸很不尋常。一九五八年四月初,我在佛羅里達州度假,當我驅車從邁阿密去棕櫚灘時,一名州警察在公路上追上了我。我一直很注意遵守汽車的時速限制,因此當他打信號叫我停車時,我吃了一驚。停車後,他問我是不是弗農。沃爾特斯中校,我說是的,他便要我趕緊給白宮掛個電話。於是我在下一個服務區停下車來,打了電話。總統的軍事副官羅伯特。舒爾茨告訴我,經艾森豪威爾總統建議,我將隨同副總統尼克松先生去南美訪問,並由我擔任他的副官兼翻譯,我們將於四月二十六日離開華盛頓。我不明白究竟有什麼必要非得在路上緊急通知我不可,但我對於進行這次有趣的旅行,並有機會見到副總統,這使我感到很高興,因為以前我還從未見過尼克松先生。

    這次旅行的第一站是蒙得維的亞。臨出發前,我獲悉我將不和副總統同機前往,而是和陪同他參加阿根廷總統就職典禮的一個小組,同乘一架空軍C-118型飛機。該小組包括參議員蒙扎亞,當時他是國會議員。由於這架飛機只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所以從那兒到蒙得維的亞,我只得改乘班機。我一到烏拉圭首都機場,就有一名使館人員來接我,並告訴我馬上去烏拉圭國會大廈,因為副總統準備在那兒講話。於是我立即趕去。

    當我走進國會大廳時,尼克松先生即將開始他的講話。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把我介紹給尼克松,他就開始講話了,而我對他要講些什麼,事先一無所知。對一個翻譯來說,如果以前曾給某人當過翻譯,那麼,第二次再給他做翻譯就容易得多。但這次,因為我一下飛機就直奔這裡,身邊連作速記的紙都沒有帶,這樣,當尼克松先生講了很長一段,停下來讓我翻譯時,我只得盡力憑記憶來翻。這次講話受到了烏拉圭人的熱烈歡迎。隨後,當尼克松先生跟國會議員交談時,也由我給他翻譯。接著,我們又拜訪了國務委員會,這裡的政府機構有點像瑞士,當時,烏拉圭以這種機構取代了總統制。以後,我被指令隨時跟隨尼克松先生,共坐一輛車,同乘一架飛機。我也見到了尼克松夫人,她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富有魅力、舉止文雅的女人,後來她還顯示了非凡的勇氣。

    在訪問蒙得維的亞期間,參觀大學也許是一項最有意思的活動。儘管大使館很擔心,但尼克松先生還是在那裡同一群有反美思想的大學生機智地進行了辯論。我為雙方這場連珠炮式的交鋒擔任了翻譯。尼克松先生欣然同意參加這種方式的辯論,他在辯論中表現得如此神態自若,以及他胸有成竹的態度,使大多數學生不得不十分佩眼。辯論開始時,氣氛不甚友好,但到後來,卻以握手和擁抱而告終。不管學生對美國抱有何種政治態度,他們對副總統居然抽出時間來與他們進行辯論,顯然感到高興。我也感到高興。

    後來尼克松還在其它地方進行類似的辯論。

    我們乘坐副總統的專機從蒙得維的亞直飛阿根廷首都。在這兒,我們受到了威勒德。包拉克大使的接待。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時,我就認識了這位大使。這次,尼克松先生和他同住在使館官邸,其餘大部分隨行人員,則住在古老而又漂亮的普拉薩旅館。第二天是個宗教節日。清晨六時,我來到旅館附近的一個教堂,我驚訝地發現副總統的秘書羅絲。瑪麗。渥茨和他的空軍副官唐。休斯少校也在那兒。我們都是單獨偷偷溜出來的,但又一起回到旅館用了早餐。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訪問期間,尼克松先生的正式拜會活動均由我陪同,但沒有讓我陪他去參加弗朗迪西總統的就職典禮。包拉克大使會講西班牙語,他向我保證說,一切都由他負責。結果他帶著副總統去參加典禮時,竟遲到了十分鐘。這件事曾被廣為傳播。

    副總統對此很為不安,但包拉克大使卻反而無所謂。

    參加就職典禮後,尼克松對大使很不滿意,便改為由我陪他前去阿根廷總統府玫瑰官。我們從那兒的陽台上觀看總統就職典禮的遊行隊伍。在遊行過程中,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庇隆分子的示威活動。數以千計的人模仿埃娃。庇隆的姿勢,並揮舞著小白手絹。

    許多帶著庇隆夫婦肖像的小氣球飛上天空,在遊行隊伍上空飄蕩,但沒有發生暴力行動。

    尼克松先生參觀了由弗朗迪西總統的兄弟任校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校長的政治觀點非常左。在校園裡,尼克松先生又和學生進行了辯論。這次辯論進行得特別活躍。

    我為這場一來一往的唇槍舌劍翻譯,簡直有點招架不住。總的來說,像在蒙得維的亞一樣,這次辯論給學生們留下的影響是積極的。尼克松先生沒有對學生擺什麼架子。他顯然很瞭解這一情況,而且關於他的形象並不像學生過去心目中所想像的那樣。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阿根廷逗留期間,竟然還抽出時間來與他們談話。

    儘管庇隆分子吵吵嚷嚷,舉行了示威遊行,儘管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牆上到處都被畫得一塌糊塗,但人們還是能感到立憲政體確實回到了阿根廷。臨時總統佩德羅。歐亨尼奧。阿蘭布魯將軍已率領部隊回到兵營。阿蘭布魯是一個氣宇不凡的軍人和政治家。他秉公無私,並沒有想在政府里長期做官的野心。後來,他遭到極端主義分子殘忍的謀害,死得很慘。他給我們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尊嚴的印象。

    我們從布宜諾斯艾利斯乘飛機前往內陸小國巴拉圭的首都亞松森。在途中,我向尼克松先生簡單地介紹了斯特羅斯納總統的情況。以前,我曾陪同其他顯要人物在這裡訪問,對他很瞭解。我從自己過去的經歷中,給尼克松提供了有關他將要會見的許多重要人物的情況和趣聞。對此,尼克松先生是非常感激的。

    斯特羅斯納總統在機場上迎接了我們。檢閱了服裝筆挺的儀仗隊以後,我們就驅車前往亞松森。我住在格蘭德飯店,這裡原來是十九世紀巴拉圭獨裁者羅佩斯的情婦埃莉薩。林奇的寓所。飯店裡的旅客住得很擠,分配我住的那間房間只有一張床,而另一位官員也分配到這個民間來住,於是我們不得不用抽籤的辦法來決定誰睡床鋪,誰睡地板。

    結果是我睡了地板。

    在一塊準備修建美國大使館辦事處的空地上,演員們為尼克松先生表演了瓜拉尼民間歌舞。其中有一個節目,是表演者將一個空瓶頂在頭上的舞蹈。在亞松森,沒有遇到什麼特別棘手的麻煩,老百姓的歡迎是熱烈而友好的,斯特羅斯納和巴拉圭人對副總統的訪問都感到非常高興。我們安然結束了對巴拉圭的訪問。

    下一站是玻利維亞的拉巴斯。我們從海拔只有幾百英尺的巴拉圭首都乘飛機前往位於世界之顛、海拔達一萬三千英尺的玻利維亞首都1。同其他各段行程一樣,尼克松先生也隨身帶了幾名記者,並在飛行中同他們進行簡短的交談。記者們同副總統談話後,回到尾艙喝酒。忽然間,有人想知道駕駛員準備何時給機艙減壓,以適應拉巴斯一萬三千英尺的高度,於是我走進駕駛艙,去問駕駛員。他回答說:機艙壓力早已定到一萬三千英尺(他說話時已戴著氧氣面具)。我回到尾艙告訴了記者。不管感覺如何,他們已經身在海拔一萬三千英尺的氣壓中了。幾分鐘後,其中有一個人感到氣喘,另一個人覺得頭痛。而這些症候,只是在他們知道自己所處的高度之後才感覺到的,看來這是一種巨大的心理作用。一飛機在拉巴斯愛魯阿爾托機場降落,一下飛機就看到一塊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寫的牌子:「拉巴斯愛魯阿爾托,海拔一萬三千英尺,世界上最高的商業機場。」

    有位記者一見這牌子後,當即昏了過去。

    1玻利維亞法定首都為蘇克雷(Sucre),但政府所在地在拉巴斯(LaPas)。這裡所說的玻利維亞首都,指拉巴斯。——譯者

    我們在數以千計手持旗幟大聲歡呼的人群中乘車駛向拉巴斯。人群中夾雜著很多頭戴圓頂札帽或圓頂硬禮帽的玻利維亞婦女。這裡的歡迎場面也十分盛大、熱情和友好。

    但美國報紙對此卻很少報道,似乎只報道了此行的消極面。我相信。就在這次訪問中,尼克松先生開始感到新聞界對他懷有很深的成見。一九六二年,尼克松在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失敗後,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流露了這種情緒。

    在拉巴斯,我親身領教了尼克松先生的精力。在一天之內,他向不同的團體作了十一次演講。我所以能記住這個數目,是因為我要把每篇演講用西班牙文重複一遍。

    在拉巴斯市政廳向副總統贈送該市鑰匙時,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市長先用西班牙文向尼克松先生致歡迎詞,我在副總統耳邊悄悄地作同聲傳譯。尼克松先生致答詞後,我再大聲地將他的話翻譯給市長和市議員。贈送鑰匙後,一位印第安人酋長——他頭戴一頂高原之國的阿伊瑪拉1印第安人特有的帽子,這種帽子又稱為「楚諾」。他開始用阿伊瑪拉印第安語向尼克松先生致歡迎詞,但由於我對這種語言一竅不通,一時感到不知所措。正在這時,突然有人在我左耳旁輕聲地將酋長的話翻譯成西班牙文,原來是一位身材矮小的玻利維亞人正踮著腳尖在給我翻譯,我轉身又用英語對尼克松先生說:「我們玻利維亞的印第安人,為能使用我們祖先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就已經使用了一千年的語言向你表示歡迎而感到驕傲。」尼克松先生懂一點西班牙文,他知道這位酋長講的不是西班牙語,於是他驚愕地看了看我,因為他看不到幫助我擺脫窘境的那位矮小的玻利維亞人,還以為我是直接將阿伊瑪拉語翻譯成英語的呢。我們離開市政廳後,他在汽車裡問我是在哪裡學的阿伊瑪拉語,我聽後忍不住笑起來,並將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他很滿意。但使他感到可笑的是:幾天後我們在美國報紙上讀到這樣一條消息:「使每個人感到驚訝的是,沃爾特斯上校翻譯阿伊瑪拉語競像他翻譯西班牙語那樣不費力氣。」

    1阿伊瑪拉(Aymara),原為上秘魯印第安人,文化比較發達,後被西班牙人征服。——譯者

    雖然我終日不離副總統,陪他到處活動,但並不覺得拉巴斯的高度對我身體有什麼影響。事實上,由於我整天忙忙碌碌,根本沒有功夫去檢查自己呼吸是否急促。然而,當我夜間躺在床上的時候,可以感到我的心跳動得比較劇烈,好像是由於我已處在地球王常大氣壓一半多一點的情況下,因而要求補償一些氧氣似的。尼克松先生對拉巴斯的訪問非常成功。玻利維亞人對美國和其它國家的達官要人越過他們國家的領空去訪問南美其他國家的做法,早就習以為常,因為人們不願去嘗試一萬三千英尺高度的嚴酷氣候。

    我們從拉巴斯乘飛機於當天下午就抵達了秘魯首都利馬。我們在機場受到了由許多著名人士所組成的代表團的歡迎。舉行通常的機場儀式後,我們便乘車進入利馬市。副總統一行下榻在位於秘魯首都中心的聖馬丁廣場上的玻利瓦爾1飯店。使館辦事處在廣場的對面,我們在那裡會晤了美國大使特德。艾基利斯和使館其他成員。按照日程,副總統要到聖馬科斯大學去參觀,該大學的一個學生團體早已宣佈他是不受歡迎的人,因此人們很關心此事。使館大多數官員勸阻尼克松先生不必前去,他們認為,如果他去,就會發生不愉快事件。大使認為,既然副總統幾個月前就已接受該大學的邀請,那麼,他起碼應該去試一試。但是,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強烈反對副總統做這種嘗試。最後,尼克松先生徵求我的意見,因為我曾在南美生活過多年,瞭解當地的情況。我回答說:不同的國家重視問題的角度不一樣。譬如在法國或比利時,聰穎被視為最大的優點,而愚笨則被視為最大的缺點。但是,在任何一個講西班牙語的國家,被視為最大的優點是勇敢,而最大的缺點是懦怯。如果尼克松先生認為不應該去,那麼,我覺得還不如乾脆取消此行,並宣佈由於國內事務,應召回國。我建議他按計劃去聖馬科斯大學,並補充說:「我能這樣坦率地向你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為如果你去,我必將同車隨你前往。」尼克松先生決定於次日訪問該大學。大學校長那時雖有滿腹疑慮,但並未撤銷對副總統的邀請。尼克松先生說,如果他數周前接受的這一邀請沒有被撤銷,他至少得去走一趟。

    1玻利瓦爾為十九世紀南美的一位反對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民族英雄。——譯者

    當我徒步穿過聖馬丁廣場回到玻利瓦爾飯店時,飯店外面已聚集了一大群人,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是不友好的,籠罩著一種敵視的緊張氣氛。回到飯店後,尼克松先生正派人來找我。他對我說,在參觀大學問題上,他同意我的觀點,並如我所預料的那樣,我將和他同車前往。必須承認,儘管我對可能產生的後果感到有些擔憂,但如果尼克松先生從這裡「偷偷溜走」,我將更感到失望。

    第二天,在一大批警察的護送下,我們驅車前往聖馬科斯大學。校方最初向副總統發出邀請時,並沒有考慮到左翼學生團體會出來搗亂,更沒有估計到這些學生如此好鬥。

    在副總統到達利馬前一、兩天,一些學生開會宣佈:如果尼克松準備來這裡,他將是不受歡迎的人。正是這項宣佈引起了我們在使館對副總統是否應該參觀該大學的那場討論。

    校長通知我們,他自己對可能發生什麼樣的情況也無把握。當尼克松先生詢問這是否意味著他撤銷邀請,校長答覆說,他不能這樣做。汽車快到學校時,我們遠遠看到校舍前聚集了幾千名學生。等車開近校舍,我們發現有不少學生年齡已有三十多歲。當汽車在他們前面停下後,人群中立刻響起了一片喧鬧的噓叫聲。許多學生打著小旗或舉著牌子,上面用西班牙文寫著:「尼克松滾出去!」有一條用英文寫的標語是:「尼克松滾回去!」

    還有一條是:「美國佬滾回去!」有一條用西班牙語寫的標語,竟把尼克松先生叫做驢子。尼克松看到了這條標語,並問我:標語中是否把他叫做驢子。我回答說是的,他說,作為一個共和黨人,他最不願意別人管他叫驢子。警察非常緊張,他們使勁將學生從汽車旁推開。充滿敵意的呼喊聲此起彼伏,震耳欲聾,副總統無法以自己的聲音去壓住這種呼喊。我們乘坐的是一輛敞篷車,他叫我站起來,用西班牙語問學生,他們肯不肯聽他講話。我照他的話問了,為了使人群能在嘈雜聲中聽到我的話,我放開喉嚨用力地喊,結果卻引起了一片更大的噓聲。這時尼克松對我說:「你問問他們是否仍然惜守舊有的大學傳統:只有在聽完討論雙方的意見後才能下結論。」我用最大的勁拉開嗓門將他的話翻譯成西班牙語。然而,引來的仍然是一片嘲笑聲。尼克松先生離開車座站了起來,叫我跟著他,下車後,他邁步走進笑罵的人群中。那些學生和警察以及我自己都對尼克松先生的這一舉動感到驚訝,警察開始把學生往後推。尼克松問我西班牙語的「不要推」

    怎麼說,我告訴了他,他聽後便用西班牙語多次告訴警察不要去推學生。他走「進發出一片噓聲的學生中間,並伸出手去。對於尼克松所顯示的這種勇氣,許多學生的臉上露出了欽佩但又侷促不安的笑容,他們紛紛上前同他握手。那幅場面看起來真有意思。接著更多的學生圍攏過來,爭相同他握手。警察再次推趕人群,但尼克松告訴警察不要這樣做。這時,一些學生告訴尼克松先生,他們和他並無個人恩怨,他們反對的只是美帝國主義。尼克松主動來到學生中間所產生的這種反應使我驚訝不已。那些站在後面的學生既看不到也聽不到這邊發生的事情,於是他們就向尼克松所站的方向亂擲小石子、水果和雞蛋,但他們卻不知那些站在前排的學生正在搶著和尼克松握手。由於扔過來的東西紛紛落到我們近旁,我就悄悄對尼克松先生說:「副總統先生,他們在向我們扔石子和水果了。」他也悄悄答道:「知道了,我們很快就走,但要慢慢離開,切不可失掉尊嚴。」從人群的數量和大多數人的情緒來看,要進入這所大學顯然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使用武力,但尼克松先生拒絕採用這一辦法。我們開始慢慢地向汽車走去。我穿的是軍服,但使我驚奇的是,竟有不少學生來和我握手,並用西班牙語說:「美國佬有男子漢氣概!」這在西班牙語中要算是一句最高的褒獎了。我們走向汽車時,尼克松先生告誡警察,不要粗暴對待學生。有些學生還友好地拍了拍尼克松的後背。我們坐進汽車後,尼克松還站起來向學生們揮手力果這時有人向他瞄準,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很多學生也向他揮手。

    我們慢慢地駛離大學返回旅館。這是事先計劃好的,一是準備一旦無法進入大學時的辦法。尼克松先生在大學裡所目睹的這種偏激情緒,使他感到十分憤怒和失望,然而,對於靠近他身邊的那些學生的反應,卻又使他感到高興。在他身上,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焦急或恐懼,但在我們回旅館的路上,我可以從他臉上的嚴峻表情,看出他多麼失望。我對他說:「先生,你到這所大學去過了。他們至少能看到你並沒有被他們所嚇倒。」

    他笑了笑說:「你看到他們是怎麼搶著同我握手的嗎?」他說這句話時似乎情緒有所好轉。於是我又說:「他們可能不贊成你的政治態度,但他們至少知道,你並不怕他們。」

    談話間,汽車駛過一些高大的建築,他問我這些大樓是什麼機構,我告訴他是利馬另一所有名的大學——天主教大學的校舍。

    突然,尼克松先生厲聲說:「停車!」汽車停下後,秘魯警察和便衣警衛都用期待的目光看著副總統。他叫我跟他一起下車,並登上了通向天主教大學主樓的台階。按照活動日程,我們不該在這裡停留,當然也就沒有人出來歡迎我們。尼克松先生健步如飛,幾乎用小跑的速度拾階而上,走進大樓的門廳。這裡除了幾名驚慌的學生外,幾乎空無一人。他走上了二層樓,打開了一個教室的門。裡面正在上課,教授大吃一驚,全班學生都抬起頭來驚訝地看著我們。當這位教授認出他是美國副總統後,便停止講課。尼克松先生舉起手來說:「我剛剛從聖馬科斯大學來,我看到在那裡的學生並不恪守昔日的大學傳統;要聽完討論雙方的意見後再行動。但是,我在利馬的時間只有一天了,我也很想知道天主教大學是否也不惜守這樣一個傳統。」我立刻將他的話翻譯成西班牙語。

    話音未落,學生們便不約而同一窩蜂地向他擁去。這時,秘魯警察和使農警衛也趕到,使他們感到著慌的是,學生們把尼克松抬到肩膀上,口裡還用西班牙語呼喊著:「尼克松萬歲!」「美國萬歲!」我盡量使自己站得離尼克松近一些,以便為他和那些抬著或者說是護衛著他的學生們之間的友好交談進行翻譯。那位教授興高采烈地也跟著我們一起往前走。學生們洋洋得意地將尼克松抬到汽車旁才把他放下來。他們的行動已經解答了他的問題。尼克松和學生說了幾旬開玩笑的話後告訴他們,他很高興看到天主教大學的這種寬厚態度,這是他在另一家更為古老的大學所沒有看到的。在我把他的話譯成西班牙語後,學生們呼喊著表示同意。尼克松和他們揮手告別後,便坐進了汽車。

    我和他同坐一輛車。當汽車慢慢駛離仍在歡呼的學生時,他亦頻頻不斷向他們揮手致意。有一位隨團記者塔德。蘇爾克——他當時並不崇拜尼克松,以後更沒有崇拜過他——一邊跟著車跑,一邊喊道:「副總統先生,幹得漂亮!」儘管我和蘇爾克之間很少有意見相同的時候,但必須承認,我是贊同他的話的。我當時的心情同我陪伴哈里曼先生——他屬另一派政黨——在波哥大和德黑蘭時所產生的心情是一樣的。我為我國一位重要的政界人物表現出這樣的勇氣,不禁產生出一種自豪感。很明顯,不論在民主黨內還是共和黨內,我們都不乏這樣的人物。

    這件事像春風一樣,很快傳遍了利馬。這一夭,不論副總統走到哪裡,都受到極其熱烈的接待。他出席了秘魯商人為他舉行的一次午宴,稍後,又出席了一個大型記者招待會。我們在利馬參觀時,只要有人向我們提出刁難的問題,那麼他的聲音便立刻被人們壓下去。在一個講西班牙語的國家,尼克松已經受了必須經受的最大考驗,表現了勇氣。他在卡亞俄港向一群碼頭工人發表了講話。他講到聖馬科斯大學事件時說道:這清楚地表明了共產主義的醜惡嘴臉。這時人們向他熱烈歡呼。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特別指出:上述事件是對秘魯、秘魯的解放者聖馬丁以及所有維護自由的人的一個侮辱。

    他的話贏得了秘魯記者們的喝彩。

    第二天,我們飛往基多。它海拔一萬一千英尺,是安第斯山脈中另一個高山之都。

    副總統在機場受到熱烈的歡迎。在通往基多的公路兩旁,人們夾夾道歡呼,那是一幅熱烈而令人鼓舞的歡迎場面。尼克松幾次停車同歡呼的群眾握手。在尼克松正式拜會了卡米洛。龐賽。恩裡克斯總統和其它政府官員之後,我們便到美國使館聽取匯報。在這之後,尼克松提出要穿過市中心去散步,這使便衣警衛和厄瓜多爾人感到意外,因為日程上並沒有這項活動。散步時,我跟隨著尼克松,路上不斷有人走上前來同他握手致意。

    在一條大街上,他忽然看到一家理髮店,他決定進去理髮。他坐在理發椅上對我說:「叫理髮師給我修修邊。」我把他的話告訴了理髮師,而他已被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楞住了。這時,門外聚集了一大群人,來觀看如何給美國副總統進行「修剪」。我幸好隨身帶著一點厄瓜多爾錢,付了理發費,還給了理髮師一筆可觀的小費。開始他不願接受,他表示這件事本身已使他感到榮幸之至了,但最後我還是說服了他,副總統還為他簽字留念。理發時,副總統不停地向理髮師瞭解厄瓜多爾的情況,還問他有什麼困難。理髮師高興地用西班牙語對我說:「這下子,我這家理髮店可要變成金礦了。從現在起,我準備將店名改為『尼克松理髮店』。」後來,他確實這樣做了。一年後,當我再次到基多時,我看到「尼克松理髮店」的招牌已高高懸掛在店外。走出了理髮店,我們又徒步去看了一場當地的足球賽。在這裡,尼克松又被人們認了出來,於是又受到一番熱烈的歡迎。基多市民對我們真是再友好熱情也沒有了。

    厄瓜多爾前總統加洛。普拉薩講的英語完全像個地道的美國人。他對尼克松先生說,尼克松到聖馬科斯大學去參觀,並同蒙得維的亞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學生展開辯論,這樣做是對的,顯示了他的理智和勇氣。由於學生不能找到權威人士來聽取他們的意見,因此,他們往往帶有情緒。我們在厄瓜多爾聽到一個消息:利馬聖馬科斯大學在一次全體學生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學校內所發生的那次事件。由於群眾指責了他們,因而使他們感到壓力不小。不論是在哪個國家或哪所院校,有一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組織嚴密,具有很強的戰鬥性。他們還知道怎樣去利用大多數人的冷漠態度,同時他們又是將少數人裝扮成代表大多數人的能手。

    我們在基多收到了一份令人不安的報告:有人預謀在尼克松先生訪問波哥大和加拉加斯時,將採取暴力行動。十年前,我曾陪同馬歇爾將軍到過波哥大,過去的經歷使我對那裡的形勢尤為擔心。何況十年來,哥倫比亞一直在進行著一場局部內戰,發生了很多暴力和流血衝突,這一事實更加重了我的憂慮。然而,我們在波哥大受到的接待卻是熱情友好的,局勢是平穩的。軍人政府剛剛推翻了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獨裁政府。其成員在嗣後的自由選舉中,選擇了阿爾貝托。耶拉斯。卡馬戈這樣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擔任總統。波哥大海拔八千英尺,也是安第斯山脈中的一個高山之都,但這不論對代表團的成員還是對隨團記者來說,都算不了什麼了。波哥大的變化使我感到驚奇,城市規模擴大了,在通往機場的公路兩旁,蓋起了很多高樓大廈。我們按照日程不論到哪裡去參觀,人們都非常友好。聖馬科斯事件幫助了我們。事實上,那些敵視美國的示威,並不都是由共產黨人煽動起來的,很多國家對美國所採取的各種經濟措施頗為不滿,美國這樣做的原因,或是由於國內壓力,或是對這些措施在某些窮困的南美國家所產生的後果一無所知。在哥倫比亞訪問期間,副總統拜訪了一位頗孚眾望的天主教牧師,並觀看了由他組織的一個旨在消滅這個國家的文盲的廣播節目。他是一位將全部精力獻給掃盲事業的人,節目安排得很周到。哥倫比亞準備結束軍人統治,把政權移交給剛剛選出來的文官總統。拉丁美洲的軍人力量是這一地區的穩定因素,也是對共產黨人實現其野心的一個障礙。據我看,共產黨人最大的本領就是抓住一項正義事業,並利用它來動員許多善意的非共產黨人,讓他們不僅支持這一正義事業,而且還支持其為該國制訂的全部共產主義綱領。南美的大多數國家,除軍人外,只有共產黨人及其朋友有嚴密的組織。

    他們有明確的動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目標,他們不斷訓練自己所需要的幹部,讓他們滲透到學生、工人、教會和知識分子等不同組織中去。人們不能不欽佩他們的組織能力和熱忱,當然還有他們的勇氣。但是,這些青年人拿自己的全部勇氣和獻身精神去為本質上是邪惡的事業服務,這對世界來說是個悲劇。美國繁榮富強,而許多比我國稍後獲得獨立的國家卻並非如此,這一事實也使人們感到失望,並產生嫉妒。因此,他們想找個替罪羊,而最現成的答案是: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應對此負責,因為美國使這些國家成為經濟力量極為虛弱的原料供應國。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南美國家很容易煽起反美情緒,而我們的愚昧無知,又往往促進這些因素的發展。

    我們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離開波哥大,飛往相距不遠的加拉加斯。我們被告知說,那裡有可能發生問題和暴力行動。我們在飛行途中幾次收到美國駐加拉加斯使館的告誡:為抗議尼克松副總統的這次訪問,當地將在他抵達時舉行暴力示威遊行。由於飛機上裝有一台單波段收發報機,我們可以與華盛頓的家屬直接通話。我同母親通了話。

    母親問我到了什麼地方,我說正在從波哥大飛往加拉加斯途中。她說:「我的上帝,那兒有刺客在等著呀!」我聽了這話心中很不輕鬆,因為我們已經收到過一份十分令人不安的報告,說有人將要把一枚白磷炸彈扔進副總統的車內。白磷是一種非常討厭的東西,它能把人燒成灰燼,根本無法撲滅。

    我們的飛機在加拉加斯的邁克蒂亞機場降落。當飛機滑行到跑道盡頭時,我看到機場大樓的樓頂上和主停機坪周圍站滿了人。他們像是拿著旗子,邊喊邊揮舞。機艙問打開後,我緊跟在尼克松副總統和他的夫人後面走出機艙。我能聽到敵意的叫罵聲,。並辨認出標語上寫的:「尼克松液回去!」「美帝國主義和尼克松一起滾出去!」還有其它一些類似的敵意的口號。這時,副總統扭過頭來問我:「他們在叫喊些什麼?」我回答道:「這群人是反對我們的,副總統先生!」我們走下舷梯到了地面後,看到委內瑞拉當局派來的人正在歡迎我們,為首的是委內瑞拉外交部部長文圖裡尼先生。這時,示威者的噓聲、叫罵聲連成一片,副總統轉過身來對我嚴峻地說:「我不準備發表通常的機場演說了。」示威人群不但站在機場大樓的樓頂上,連陽台上也有。副總統與美國大使以及在場的要人握了手,然後向機場的機械師組走去。他們都神情嚴肅地站在那裡。

    副總統也同他們一一握了手,這時他們才露出了一絲笑容。我記得,當時我曾希望他們不要來檢修我們的飛機。在樂隊演奏《星條旗歌》的整個過程中,噓聲、叫罵聲震耳欲聾,一直沒有中斷。在樂隊奏起委內瑞拉國歌時,我本指望吵鬧聲會逐漸消失,因為在每個拉美國家,演奏國歌是一件十分莊嚴的事,通常會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不管其政治上屬於什麼黨派或何種信仰,但加拉加斯那次的情況卻不然,演奏時,叫罵聲照樣不斷,而且叫罵聲之高,同演奏《星條旗歌》時完全一樣。奏完國歌,我們便穿過機場大樓走出去。奇怪的是,委內瑞拉人沒有把汽車停在停機坪附近,而是停在離我們很遠的大樓那邊。當我們穿過大樓時,那些站在陽台上示威的人就從頭頂上向我們吐唾沫。唾沫密如雨點,簡直無法躲避,二、三層,甚至三層以上的陽台都站滿了人。我們壓住心中怒火穿過了大樓。我看出尼克松副總統極為惱火,我也由於生氣和感到無可奈何而差一點失去了控制。這幫傢伙眼看著我們無力還擊,眼看著警察對騷動聽之任之而顯得極為得意。警察對這一切無動於衷,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

    副總統的汽車已停在那裡,當地警察把一大群示威者攔阻在離副總統約四、五英尺遠的地方。他們無法靠近他,但照樣能吐唾沫、起哄、罵人。雨點般的唾沫又開始掉在副總統及其夫人和我的身上,有的甚至濺到了委內瑞拉外長身上,但他似乎並不介意。

    我和副總統、委內瑞拉外長一起坐前面的那輛車,副總統坐在後排右手,外長坐在左手,我坐在外長前面的折疊椅上,副總統前面的折疊椅上坐著一名保鏢,另一名保源與司機一起坐在前排。當我們的車子穿過嘲笑叫罵的示威者,離開機場大樓之後,委內瑞拉外長轉向尼克松先生,苦笑著說:「請你別把這件事情看得過於嚴重。這不過是出於一些年輕人的興奮心情,他們在佩雷斯。希門尼斯獨裁統治的漫漫長夜後,呼吸到了醉人的自由空氣。」尼克松先生看了看外長身上、他自己和我身上的唾沫,冷冷地答道:「如果你們不學會控制這些暴民,將會出現另一個獨裁政權。到那時,相形之下佩雷斯。希門尼斯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了。」委內瑞拉外長突然把話題一轉,指給我們看眼前的漂亮的公路。這條公路從機場附近的沿海地區通往海拔三千英尺的加拉加斯市區,它沿著海邊的陡坡蜿蜒上升,途中景色頗引人人勝。外長告訴我們,這條路的造價高達每公里數百萬美元。對於美國副總統剛才受到極大的侮辱,而那些委內瑞拉警察卻呆在一旁,幾乎袖手旁觀,他彷彿毫不介意。我發現四周沒有軍隊,一切保衛工作似乎都交給了警方。一路上還算平靜,汽車在濱海公路上疾馳,很快就進入了加拉加斯的新建設區。在我們前面還有幾輛小汽車,一輛滿載著新聞記者和攝影師的大卡車就走在我們前面。我們駛抵加拉加斯市郊時,發現在高速公路上停著兩輛被人扔下的小汽車,而路中央的安全島又很高,無法越過它到另一條行車線上去。我們的車不得不隨著前面的卡車停下來。

    這時,、從公路兩旁的灌木叢中湧出來一大群人,手裡都拿著棒球棍、鉛管和石頭Z我始終沒搞清楚,原先護衛我們的摩托車隊這時跑到哪兒去了,反正都不翼而飛了。暴徒們開始用鉛管、棒球棍擊打我們的車子,而坐在一輛正在被人敲打的、車門又緊閉的汽車裡,就像坐在一個鼓裡一樣。副總統保持著異乎尋常的冷靜。尼克松夫人正坐在我們後面的那輛車裡注視著眼下所發生的一切。幾個保鏢走到我們汽車周圍,他們既想要保護車子,又怕傷害了委內瑞拉人,但當暴徒猛擊車窗並想敲碎玻璃時,保鏢們便將他們攔開。

    坐在我旁邊折疊座上的那位保鏢拔出槍來說:「讓咱們打死他幾個王八羔子離開這裡吧!」尼克松先生卻非常鎮定地對他說:「把槍放下!等他們打開車門要抓我時,你再拿槍,現在別拿,我不叫你開槍,你就別開!」保鏢聽了他的話,把槍收了起來。

    這時車窗外面那一張張氣憤的臉孔也真值得一看,憤怒、仇恨、惡狠狠的表情簡直使人覺得可怕。我看見一個男人的大衣掀開了,一支手槍掉到地上。當時我弄不清楚他究竟是搗亂分子呢還是警察,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警察,但他並沒有為保護我們免受這些惡棍的傷害而出什麼力。

    尼克松先生鎮靜地坐在後面座位上。我們前面那輛車上的攝影師,對這場圍攻看得一清二楚,一個勁兒地忙著搶鏡頭。記得我當時有點驚慌,不知所措。我擔心自己會被打得鼻青臉腫。但始終沒有人開槍,這多少使我放了心,我並不認為有人會要我的命。

    一般說來,怕遭人殺害時會引起最恐懼的心理。我的這種想法也許是天真的,沒有什麼道理吧!

    委內瑞拉外長的神色非常不安。他坐在後面座位上,說話有點語無倫次。當一塊石頭打破了他身邊的車窗、玻璃碎片飛濺到他身上時,他簡直要發歇斯底里了。我我還記得有一個男人站在車外,手裡拿著一大塊金屬製品,看上去像一個炮彈殼的底盤。我希望他把它扔進另一邊的車窗裡去,別往我這邊扔。他桌然往那邊扔去了。正當我從我這邊的車窗往外看時,從人群中飛來一塊石頭,正巧打碎了我面前的車窗,碎玻璃片濺了我的臉。

    副總統問我是否受了傷,我說我自己覺得沒有。我將嘴裡的玻璃碴子吐在車板上,扭頭剛要答話,尼克松說:「嗯,也許你沒有受傷,但你的嘴在流血!」他接著又說:「把玻璃片吐出來吧,今天你還得為我翻譯呢!」我吐出玻璃碴子,但心裡卻懷疑是否已吞了幾塊下肚了。這時,憤怒的人群還在敲打著我們的汽車,想法擺脫這一困境似乎極為困難。可是,奇跡出現了,橫在我們前面的兩輛汽車竟然開走了。我不知道是誰把它們開走的,是保鏢呢還是委內瑞拉警察,或別的什麼人,反正它們終於被人從路中央開走了。這時,我們前面那輛載著記者、攝影師的卡車也開動了。它二開動,我們的車子也跟著動了,並慢慢地從人群中開了出去。暴徒們跟著追了一陣子,但汽車開足了馬力把他們甩在後面,車隊的其他車輛也跟了上來。我們穿過了相形之下頗為空曠的街道,經過名叫埃爾。西倫錫俄的主要新市區後,便進入加拉加斯市中心。我們拐進一條窄小的街道,這條街通向偉人祠,祠內埋葬著半個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的遺體。按照原定日程,我們要去那兒向這位解放者的墳墓獻花圈。我們的武官戴利中校正帶著花圈等候在那裡。當我們駛進這條又長又窄的街道時,我發現這裡也站滿了一大群懷有敵意的人。我便轉身對副總統說:「副總統先生,您不能去玻利瓦爾墓。」他瞅了我一眼,說:「那麼,咱們上哪兒去?你熟悉加拉加斯嗎?你以前來過這裡嗎?」我回答說:「來過,先生。如果我們從這裡向右拐,很快就能到住宅區,到美國使館。使館在一個山頂上,等他們追到那兒,也就累得喘不過氣來了。最要緊的是,這樣我們可以繞開已經公佈的您的車隊的路線。」尼克松先生對我說:「那麼,告訴司機拐彎吧!」

    委內瑞拉外長因為眼睛裡飛進了玻璃片,一路上沒講話,靠在後面座位上差一點要抽泣起來了。這時,他開了腔,他說。「那簡直是發瘋,那條路上可沒有警察保護我們啊!」

    我聽了這話,有點忍無可忍,因為自從離開邁克蒂亞機場以來,我幾乎連個警察的影子都還沒有見到!我轉過身去用西班牙語說:「請問部長先生,,護送我們的警察在哪兒?」

    我們汽車周圍連一個警察都沒有。副總統厲聲對我說:「告訴司機向右拐!」我向司機重複了這句話,他照辦了。我們的車子在那條偏僻的街巷開了幾百碼,街上行人稀少,一片寂靜。我們已經擺脫了人群,進入了一個安靜的居民區。副總統要我讓車停下。然後他請我到後面去看看他的夫人,問她情況如何,並轉告她,他自己安然無恙,準備去大使館。我下了車,走到她的汽車跟前,見她坐在車裡泰然自若,雙手放在膝蓋上。我對她說:「尼克松夫人,副總統想知道你現在怎麼樣?他說他很好,我們現在準備去美國大使館。」她抬起頭來看看我,平靜地說:「告訴他,我也挺好,不過剛才我在這兒從後面看去,可真夠熱鬧。」我不能不欽佩她在這樣的時刻還能有這種勇氣和這樣的鎮靜態度,尤其是她坐的那輛車被攔在後面,同我們的車隔開了,可以說她是坐在「前排席位上」觀看了人們對她丈夫的那輛車的圍攻。她的車窗也全被打破了。副總統的秘書羅西。瑪麗。伍茲與尼克松夫人同乘一輛車,也很鎮定自若。

    我們把委內瑞拉外長順路送到一家醫院去治眼睛。其實,他傷得並不厲害——不過是飛進了一小片碎玻璃,但驚嚇甚於傷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隨後,我們便驅車前往美國使館。斯帕克斯大使也在我們的車隊裡,大使夫人是一位非常沉著的比利時婦女。

    根據原定計劃,我們應該下榻在豪華的委內瑞拉官員俱樂部,現在我們三、四十人,卻出乎意料地來到了使館。但幾分鐘後,大使夫人就為大家準備了吃的、喝的,我們吃上了烤麵包。

    過了一會兒,委內瑞拉總統沃爾夫岡。拉臘薩瓦爾海軍上將來到了美國使館。他是前來對所發生的事件表示歉意的。他也把此事看得很輕鬆,只歸罪於佩雷斯。希門尼斯的獨裁統治和他所想到的其他一些人,而偏偏沒有提到共產黨,但這一事件恰恰是共產黨人應負主要責任;同時還應歸咎於政府的疏忽和無能,它把保證副總統安全的任務全盤交給了城市警察而不調軍隊進城。況且關於發生抗議尼克松先生訪委的暴力行動,政府事先已得到過警告和威脅。當然,參加這些暴力示威遊行的人並不都是共產黨人,但正像共產黨人經常所做的那樣,他們是這次行動的組織者和控制者。毫無疑問,在場的許多人並不是共產黨人,但他們對既富有又強大的美國人懷有某種厭惡或妒忌的心理。

    拉臘薩瓦爾總統是個矮小精幹的人。他自稱是民主分子,打著反對獨裁統治的招牌大做文章。誰都知道,他在佩雷斯。希門尼斯手下工作過,是委內瑞拉現代史上第一個海軍上將,而任命他為海軍上將的人正是現在他所譴責的那個獨裁者。

    他離開了使館。後來我聽說,在下山的路上,他的汽車也遭到石頭的襲擊,車窗也被砸碎了,襲擊者就是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尼克松的那些人。應該說我有點幸災樂禍,雖然他的汽車是防彈的,但他至少嘗到了我們早些時候嘗到的那種滋味。

    晚上,國防部長卡斯特羅。萊昂將軍不顧拉臘薩瓦爾和政府的反對,把軍隊開進了城,恢復了法律和秩序。

    接著舉行了由新聞界人士出席的記者招待會。尼克松先生在他們面前表現得很克制,他說,他相信白天的事件並不代表委內瑞拉人民的真正感情,而是搗亂分子、職業仇美分子搞出來的。

    在這之後,一批委內瑞拉的政黨領導人拜會了尼克松。他對他們坦率得多了。他對當地政府無力維持最起碼的法律和秩序——儘管在鬧事前已得到多次警告——表示十分憂慮。但這些政黨領導人都堅持應把這一事件歸罪於佩雷斯。希門尼斯的獨裁統治,彷彿這個獨裁者不是流放在邁阿密,而仍然在掌權。本來,肯尼迪政府要把這個獨裁者交給委內瑞拉政府審訊,但他被囚禁多年後,一直沒受審訊,最後還被選為加拉加斯市議員,但由於當地對民主程序的古怪解釋,所以一直未能就職。從他被選為加拉加斯議員這一事實看來,這個獨裁者可能並不像我們所聽說的那樣為眾人所痛恨。

    看到使館裡的人實在太多,我便對大使夫人說,我想進城去看看,順便在城裡吃頓飯。我走了很長一段路,來到市區,在一家飯館吃了飯。人們可以感覺到城裡的緊張氣氛,但那家飯館還照常營業。我沒花幾個錢,就吃了一頓美餐。當地飯館的價錢一般都便宜得驚人。

    吃完飯,我上山回到使館。我寬慰地看到,使館已由國防部長調進城的軍隊警衛起來。當晚,代表團成員長時間討論了下一步該怎麼辦,以及副總統應怎樣離開加拉加斯的方案。他的幾位顧問主張尼克鬆去城市另一頭名叫拉。卡羅利納的小機場乘C-47型飛機離境,而不要再穿過城市到邁克蒂亞機場。但我強烈反對,副總統不能從後門溜走,應該昂首闊步按原路回去,委內瑞拉政府應該保證這一點。對我來說,這並非誇誇其談,因為假如我的意見被採納,我就得和尼克松同乘一輛車去機場。

    我們還決定,如果城裡平靜,就爭取完成原定第二天日程中安排的大多數活動。

    商定以後,我們便上床就寢。我還睡得很酣呢!機長有一台單波段收發報機,一直帶在身邊,以便與華盛頓聯絡。華盛頓得知我們的情況後甚為驚恐,命令兩連海軍陸戰隊作好一級戰鬥準備來搭救我們。很難說這兩連海軍陸戰隊在一個上百萬人口的城市裡能起多大作用,但不管怎樣,這是當時下達的命令。尼克松先生為此生了氣,他認為這既無必要,又聳人聽聞。

    第二天,我們得到報告說城裡十分平靜。副總統在其夫人陪同下,按原計劃活動,參觀了一家醫學實驗室和其它幾個單位。當我們經過大學時,當局顯然很緊張。加拉加斯大學享有中世紀的庇護權,警察不能入內,任何罪犯都可以躲在校園裡而不受到警察的追捕。這裡一直是共產黨發動暴亂的溫床。幾年後,警察進入了該大學,在那裡發現了不少墳墓。

    很難相信,在二十世紀竟然還存在這類古代的特權,而這也正是委內瑞拉許多騷亂的根源。

    我們參觀了安排中要去的各個地方。第三天早上,我們終於驅車出城,所經街道人跡稀少,只有曾用來驅趕人群的催淚彈的煙霧在上空飄揚。我們很順利地到了邁克蒂亞機場,離開了加拉加斯。當飛機一起飛,機艙內立即發出一片歡呼聲。我相信,當時大家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我們終於離開了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裡,接替佩雷斯。希門尼斯政權的政府是如此軟弱無能,它在重建民主和自由的幌子下,實際上是在為那些極左政黨採取這類暴行和恫嚇大開綠燈。如果聽任這些極左分子恫嚇美國,以致使我們的政治家不能再出國活動,那麼,當我們要對付其在我們和美洲兄弟之間所製造的矛盾時,我們將完全處於防禦地位——如果不是束手無策的話。

    我們順利而又愉快地飛到了波多黎各的聖胡安,並受到了地方長官路易斯。米尤諾茲。馬林的接待。儘管他在政治上與尼克松先生很不一樣,但他熱情而尊敬地歡迎了尼克松先生。我們在聖胡安過了一夜,第二天就飛回華盛頓。艾森豪威爾總統主持了對尼克松先生的盛大熱烈的歡迎儀式。次日,一位政府高級官員在白宮把我拉到一旁,說道:「我對迪克。尼克松是非常看重的。但請告訴我,有人想把尼克松從車裡抓走的時候,他到底表現如何?」此人是接近政府上層人士的,他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使我感到討厭。

    我冷淡地回答說:「我所能告訴您的是,作為一個美國人,我為美國副總統感到驕傲。」

    他有點侷促不安地說:「向你提出這樣的問題也許是不得體的。」我沒有再答腔。也許尼克松先生的這一形象與大多數報道不相符合;我只能說,我在這裡是如實地記錄了這次出訪中我所見到的和觀察到的一切。尼克松先生顯示了他的智慧、勇氣和判斷力。後來一九七三年在歐文委員會作證時,我也對尼克松先生的這種品質表示過欽佩。


上一頁    返回目錄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