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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陪同艾森豪威爾總統出訪 作者：南丁格爾 ——日內瓦、百慕大、巴拿馬、白硫泉最高級會談，為了和平而奔走一九五三年底，我仍舊在歐洲最高司令部供職，擔任主管後勤和行政副參謀長的助理。十一月，華盛頓事先通知我，要我作好準備，參加百慕大首腦會議。艾森豪威爾總統定於十二月四日至八日在那裡會見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和法國總理約瑟夫。拉尼埃爾。
我乘飛機回美國。白宮和國務院向我簡要地介紹了美國將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各項方案。以及美國對會議宗旨的大體看法。這對準確的翻譯至關重要，如果不知講話的含意，就很難正確地轉達原話的意思。 當時，華盛頓正值隆冬臘月。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飛機飛了沒多大一會兒，就到了已進入夏季的百慕大。會址設在中洋旅館。這是一個優美的避暑勝地，四周為高爾夫球場和海灘所環抱。三國代表團都將在這家旅館下榻。我趕在艾森豪威爾總統來到之前到達，以便瞭解當地的情況，看看對我有些什麼要求。我要知道會址在什麼地方，並熟悉一下會場周圍的情況。會上只講法語和英語，因而我估計不會遇到什麼問題。 艾森豪威爾總統乘他的空軍專機「哥倫拜」號抵達百慕大，受到身著禮服、頭戴漂亮翎帽的當地總督的歡迎。丘吉爾和總統熱烈地相互問候。 三國代表團抵達百慕大後不久就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艾森豪威爾、丘吉爾和拉尼埃爾二巨頭出席講了話，他們都希望和祝願會議成功。記者們問艾森豪威爾為什麼手上貼著一塊藥膏。他解釋說，他教瑪米１使用手槍時不小心把手擦破了。丘吉爾年事雖高，看上去身體還不錯。 １指艾森豪威爾夫人。——譯者 例行的預備會議和禮節性拜訪開始了。每一方代表團團長都去拜會另一方，另一方又來回拜。我陪艾森豪威爾去拜會了法國代表團，沒有陪他拜會英國代表團。他和英國人說話顯然不需要翻譯。然而，在許多場合，我都注意到喬治。肖伯納所講的同種語言分離了兩個民族這句至理名言是千真萬確的。「TOTABLEAPAPER」這一個短語在英國和美國意思截然相反。１１這一短語在英國是「提出議案」的意思，而在美國則是「擱置議案不理」——譯者 工作人員都在旅館的餐廳用膳。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下樓到餐廳裡同我們一起吃飯。第一天，我和他同坐在一桌。他談起自從美國代表團遊覽了百慕大之後，許多人向他提出申請，要求當駐百慕大領事，而在參觀之前，卻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申請。 由於百慕大是英國直轄殖民地，所以丘吉爾作為東道主，主持了這次會議。島上採取了警衛森嚴的安全措施。一部分安全工作由當地防務力量——百慕大步槍團負責。另一部分安全工作由從牙買加調來的皇家威爾士火槍團負責。皇家威爾士火槍團是英國正規軍。當時，在中洋旅館流傳一句關於旅館四周灌木林的俏皮話：「如若它搖動不停，那準是百慕大步槍團；如若它紋絲不動，那準是威爾士火槍團。」 丘吉爾在開幕詞中慷慨激昂地呼籲西方團結起來，強調必須找到一條大家都可以走的共同道路。他講到激動人心的話時，突然低下頭來，彷彿自言自語地說：「我曾在恩圖曼策馬衝鋒，現在又乘同溫層飛機來到百慕大，這都是我畢生的經歷。」頓時，我理會到這位非凡人物的一生飽經了滄桑。 這時候，法國人正忙於越南戰爭，並且呼籲盟國給予援助。剛開了幾次會議不久，法國代表團團長約瑟夫。拉尼埃爾總理就病倒了。法國代表團一位團員來問我，艾森豪威爾的醫生霍華德。斯奈德少將能否給法國總理看病。因為法國人沒有帶醫生來。我問他拉尼埃爾先生患了什麼病。他說顯然是某種肺部的毛病。斯奈德將軍表示這不是他的專長，因為他基本上是個心血管專家。他建議我們去找丘吉爾的內科醫生莫蘭勳爵。莫蘭勳爵同意給拉尼埃爾先生看病。我把他送到法國總理房門口就要往回走，但法國人要我留在那裡，因為拉尼埃爾不會講英語，可能莫蘭勳爵也不會講法語。我隨莫蘭勳爵走進房間，他給拉尼埃爾先生檢查了很長時間。最後，他告訴法國總理，說他患了支氣管炎。拉尼埃爾說：「可是，我一定要參加會議，否則大家會認為這是一場外交病。」莫蘭勳爵向他保證，他將以醫生身份向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講清楚，拉尼埃爾確實是生了病。拉尼埃爾說，儘管莫蘭勳爵提出這樣的建議，他仍然認為應參加下次會議，他不能夠躺在床上。莫蘭勳爵對他說：「總理，如果你參加下次會議，我敢肯定你要轉為肺炎。」 這話使得拉尼埃爾多少理智了一些。最後，他說：「這樣吧，如果你答應讓我參加明天的會議，今天我就不去了。」莫蘭勳爵看著他笑起來了，說：「總理，治病與搞政治一樣，都是難以預言的。你應該臥床休息。你如果過早起床，會轉成肺炎的。你應該把代表團交給外交部長皮杜爾先生去管。我將向英美兩國領導人說清楚這不是什麼外交病，是由於我一再堅持，你才臥床休息的。」 在這段插曲發生之前不久，有一次，我正與拉尼埃爾總理在旅館門廳裡聊天，丘吉爾走了過來。我知道他會講點法語，便抽身離開了。他同拉尼埃爾只講了幾句話，就招呼我回去替他翻譯。對他來說，講法語實在太費勁了。突然間，丘吉爾停了話頭，看了我一會兒，說道：「你以前給我翻譯過，那是在什麼地方？」我回答說：「首相，那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您在意大利的瓦達向巴西軍隊講話的時候。」他說：「對啦，是那麼回事。那麼，你還會講葡萄牙語羅。」我說：「是的，首相，我會講葡萄牙語。」 他順手遞給我一個裝著雪茄煙的大盒子。我不會抽煙，所以一口謝絕了。不過後來，我一直為當時未拿一支雪茄煙留作紀念而懊悔不已。 由於莫蘭勳爵的規勸，拉尼埃爾一直臥床休息。會議的後一階段，外交部長喬治。 皮杜爾實際上成了法國代表團的團長。皮杜爾是一位傑出的法國政治家，自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以來，他一直任內閣閣員，大部分時間任外交部長，也擔任過其他職務，並且當過總理。大戰期間，他接替因落入德國人之手而自殺的讓。莫林，在被佔領的法國擔任全國抵抗委員會主席。他是法國國內抵抗力量的最高官員，在國內一直堅持到解放，盟軍開進巴黎那一天他才公開露面。 在一次會議上，皮杜爾頗為熱切地懇求英國和美國援助法國，反對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他講完之後，丘吉爾相當生硬地回答說：印度支那基本上是法國的事，法國應當自己解決。他說話時激昂的語氣頗使我愕然，因為丘吉爾並不是反對殖民主義的人。丘吉爾快講完話的時候，忽然意識到剛才對皮杜爾講得太尖銳了，於是，他以鄭重其事的口氣說：「我說這些話是因為四十年來我一直站在我們的法國同志一邊，支持他們力求保衛祖國免遭滅頂之災的危險。請諸位永遠不要忘記，今天坐在我們中間的皮杜爾先生是熬過整個被佔領期間的漫漫長夜的。他日日夜夜，時刻都有喪生的危險。當《馬賽曲》歌詞中所說的光榮日子破曉之時，他在凱旋門下等待我們。他因此贏得了整個自由世界永久的感激之情。」丘吉爾結束講話時，聲音哽咽，在房間裡的人聽了都深受感動。皮杜爾雙手捂著臉。艾森豪威爾顯然被感動了，我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動了，首先是由於丘吉爾非凡的口才，其次是瞭解到皮杜爾先生曾是德國佔領者在法國的四年內最想捕獲的通緝對象。丘吉爾講完後的片刻功夫，寂靜無聲。接著，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用法語說：「喬治，你聽了這，席贊詞以後，總得有所表示吧。」這句話固然風趣，但卻破壞了當時動人的氣氛。 後來，皮杜爾以法國代表團代理團長的身份設午宴招待艾森豪威爾。這次我出了差錯，這也許是我當譯員期間最嚴重的一次差錯，可以說是大出洋相。談話中，話題忽然轉到文學方面。皮杜爾指出：有些作品原著很出色，譯文很拙劣，然而也有相反的情況。 他用法語說：「譬如說，有的作家原著甚美，譯文則很差，如莎士比亞。依我看來，若要理解亨利第四和亨利第五這些人物，你就得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可是，」他繼續說道：「也有一些作品的譯文很漂亮，但原著卻無甚價值，如巴爾扎克。」當我把這段話譯成英語時，前面都譯對了，臨到末尾卻說錯了。我用英語說：「……卻無甚價值，如皮杜爾。」飯桌上爆發出一陣哄笑，氣氛糟透了。皮杜爾自己也禁不住笑了。我狼狽極了，尤其因為皮杜爾恰好是一位自命有文采的作家。幾個星期後，我與當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高司令格侖瑟將軍在巴黎見到他，才知道他原諒了我。會見結束時，皮杜爾用法語對我說：「沃爾特斯，你還只是中校嗎？」我也用法語對皮杜爾說：「謝謝，外交部長先生。我看您真的原諒了我在百慕大所犯的口誤了。」其實，我從百慕大返回歐洲最高司令部的時候，這件事早已傳到了格侖瑟將軍的耳朵裡。他曾問過我準備怎樣補救法美關係。不過，為時不久，此事也就煙消雲散了。後來，我曾多次見到皮杜爾先生。他十分寬宏大量，有時還幽默地提起這件往事。 會開得並不緊張，中間有不少娛樂休息的時間。每次休息，艾森豪威爾總統都到旅館外面去打高爾夫球，我則去游泳。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常常和美國代表團一些下級人員到離旅館不遠的海灘去游泳。旅館附近有一個高爾夫球場，有一條馬路從球場徑直穿過。路上來往汽車不多，因為百慕大不久前才允許使用汽車。路上有一座橋，橋上豎著一塊相當奇怪的指示牌，上面寫著：「小心打高爾夫球者及飛來飛去的高爾夫球。」 象大多數首腦會議一樣，這次會議並沒有取得什麼特別的成果。然而，它畢竟為西方世界三巨頭提供了碰頭見面和加深彼此瞭解的機會。他們還討論了經濟、政治問題、殖民地問題以及採取共同立場對付蘇聯及其主宰世界的慾望等問題。他們在這裡可以安靜地、私下裡討論問題，不必像他們在各自的首都那樣，整天忙於日常公務。我應該說：面對那兩位盎格魯撒克遜巨人，皮杜爾先生舉止莊重，侃侃而談，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會議一結束，我就乘飛機返回華盛頓。 像往常一樣，我在這類會議上，主要任務之一不僅是翻譯，而且每晚要把我所聽到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同別人的談話盡可能詳盡地整理成備忘錄。這是一項大量而耗費時間的工作。在私下會談時，我一般不做筆記，因為那樣會對講話的人有所干擾，影響他完全推心置腹地談話。會議桌上，秘書處當然是作記錄的。誠然，私下談話時做筆記能有助於準確地翻譯，但是，如果注意力集中到逐字逐句的敘述，你就會丟失不少說這些話時的感情和語氣。如果你糾纏在字面上，你就可能忘記講話人想要傳達的意思和要旨。 我繼續留在歐洲最高司令部，當主管後勤和行政的副參謀長的助理。我是在艾森豪威爾離開歐洲最高司令部之後，被派去做這一工作的。在這之前，我是各國軍事代表助理執行官。我感到這一工作正在收縮。當然，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格合瑟將軍需要，我還是照樣給他當翻譯。他找我談話，非常希望我留在歐洲最高司令部工作，並一般地徵詢我的意見，問我擔任什麼職務最合適。我把它多少看成是一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因而未作具體答覆。一天，我開車跟他去拜訪一位外國要人，他對我說：「我問過你，應該把你分配到司令部裡什麼地方工作，可你卻含含糊糊，不予合作。」我回答道：「將軍，我並不是不想合作。我只是覺得，由我自己來對您說最好在您的司令部裡某個部門工作，似乎不太合適。」他弄清了我的意思，不久，就問我是否願意去做主管後勤和行政的法國副參謀長的助理。當時的副參謀長是一位機智、風趣而幹練的法國軍官奧利維埃。波瓦德諾中將。我曾在波瓦德諾和接替他的弗朗索瓦。布裡薩克將軍，以及能力非凡、才華出眾的讓。艾蒂安。瓦呂伊將軍手下工作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瓦呂伊曾是法國第一軍的參謀長。他後來指揮一個師，在印度支那作戰。他離開歐洲最高司令部後，任中歐盟軍地面部隊總司令。傳說，有一次，戴高樂將軍對瓦呂伊說，他不久就會使美國人跪倒在他的面前。瓦呂伊回答說：「如果你真的那麼想，那你準是瘋了。」為此，戴高樂命令瓦呂伊出去。瓦呂伊是一位無所畏懼和才華橫溢的軍官。 這項有趣的工作使我有機會隨瓦呂伊將軍走遍了歐洲和美國許多地方。瓦呂伊將軍的工作人員中有一位法國騎兵上校，此人也是一名傘兵。這位上校貴族氣派十足，手上很有錢，對英國人和美國人抱相當蔑視的態度。有一次，他在軍官食堂吃完飯後，走進我的辦公室，一本正經地說道：「這個食堂的飯菜太差了，連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有意見哩。」他確是這個意思。 格侖瑟將軍以他超凡的聰明才智和理解力贏得了普遍的敬仰。歐洲人信任和愛戴他，美國人也知道他能力非凡。我感到可惜的是，格侖瑟將軍離開歐洲最高司令部後，沒有出任大使，他當大使真是再合適不過了。我總是在想，如果他出任駐法國大使的話，他就會設法勸阻戴高樂將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選擇一條不同於他最後選擇的道路。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很少有人能像格侖瑟將軍那樣令人信服和有說服力。 我在歐洲最高司令部的任務行將結束時，我得到通知說，下一個任務將使我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生聯繫。我將去華盛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常設小組，在美國代表團工作。 這個常設小組是由成員國參謀長組成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執行機構。 顯然，這個軍事委員會不可能經常開會，常設小組就是它的常務執行機構。常設小組由美國、英國和法國的代表組成，但工作人員中也有來自其他成員國制訂計劃的人員。當時駐常設小組的美國代表團團長是美國前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將軍，他是一位傑出的軍人。我在常設小組擔任翻譯並任特殊事務的官員。我曾以後一種身份安排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高級軍官於一九五七年去埃尼威托克島和比基尼島觀看一系列核試驗。這些試驗的代號是「硬餅乾」，既包括核試驗又包括熱核試驗。我一共看過大概八次試驗，全是恐怖可怕的，正如有人對第一次核試驗評論的那樣：「有點兒象身臨混沌初開那個場面似的。」 我在常設小組工作的時候，瓦呂伊將軍——我在歐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時的老上級——也被委派到這裡任法國代表團團長。他的機智才華使他贏得美國和英國同僚們的欽佩和愛戴。常設小組花許多時間為整個聯盟草擬軍事文件，不僅為歐洲最高司令部，而且還為其他司令部——基本上是海軍的大西洋司令部以及海峽司令部起草文件。 在常設小組裡，我饒有興致地並且好奇地注意到，擁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文字憲法的美國人總希望把一切事物最詳盡地用文字記載下來。而根本沒有文字憲法的英國人卻總是反對把那些他們認為沒有必要的東西寫下來。他們感到把一切東西都寫下來會限制他們的靈活性。法國人的態度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們看來能取得一致認識的所有意見他們都表示附和。有一次，我向瓦呂伊將軍問起這一點，他回答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採取強硬態度，因為我們知道，到時候，每一家都會做出它認為符合本國利益的事情，不管書面上寫的是什麼。所以，我們對見諸文字的東西不太重視。」 有一段時間，英國駐常設小組的代表是位十分能於和聰明的海軍上將邁克爾。梅納德。丹厄爵士。美國的代表先是利昂。約翰遜空軍上將，他是接替去印度支那當大使的柯林斯將軍的，後來是弗雷德裡克。布恩海軍上將。布思上將和丹尼上將不僅為文件的實質內容，而且為標點符號，經常發生爭執。兩人都很重視正確使用標點符號，常常為此爭執不休。有一次，兩人對「和」字後面是否應該使用逗號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現在我已記不清那一次誰贊成，誰反對用逗點。但是我還記得這場毫無結果的爭論的激烈程度。最後，他們徵求了瓦呂伊將軍的意見。瓦呂伊將軍早就對這場討論不感興趣。 當其中一人問到他的看法時，瓦呂伊正在閱讀海外版《世界報》瓦呂伊將軍撂下報紙，茫茫然地問道：「什麼問題啊？」以此強調他對這場爭論不感興趣。他們就把是否應在「和」字後面使用逗號的問題向他概述了一遍。瓦呂伊將軍帶著幾分譏諷的口吻回答說：「對於這個問題，我想講兩點。第一，在法語中應該用逗號，但又從來不用。第二，在我們法國軍隊中，這類事情通常交給尉官去幹，不必由陸軍上將或海軍上將親自出馬。」 兩位上將面面相覷，頗不好意思。其中一人說：「也許我們應該讓秘書處去處理這件事吧。」瓦呂伊將軍非常善於制止這種漫長的雞毛蒜皮的討論。 我在常設小組供職期間，白宮通知我，美國、蘇聯、法國和英國將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在日內瓦舉行一次最高級會議，要我作為總統的翻譯陪同前往。不用說，常設小組是不會反對的。於是，在四月中旬，我就成了白宮先遣組的成員。這種先遣組，通常在總統出訪前到當地去做一切必要的安排。我們到了日內瓦，受到瑞士人的盛情款待。 我們與他們多次會晤，對這次訪問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討論。因會議要在日內瓦舉行，所以這些瑞士人差不多都講法語。我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軍事助理羅伯特。舒爾茨上校去參觀了日內瓦湖畔那座富麗堂皇的費爾米尼希別墅。這幢別墅在會議期間將供總統住宿。 為供其它代表團使用，騰出了些寬敞的私人住宅，房主都搬往別處，讓代表團長們住進去。費爾米尼希別墅宏偉華麗，有兩個整齊美觀的花園一直延伸到湖邊，景色絕美。別墅的庭園裡還有一個大招待所，我和總統身邊的其他工作人員就住在這裡。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帶著他的兒子約翰和美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抵達日內瓦出席會議的開幕式。在這裡還是採取百慕大會議的方式，只不過這一次是四個代表團，而不是三個。各代表團之間進行了大量的單獨會晤，以便為會議做好準備。美國急於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主要方案之一是「開放天空」計劃。這個方案向所有各方提出保證，別國不會利用有控制的飛行策劃對一國發動突然襲擊。我們之中無人真正認為俄國人會接受這個方案。他們的社會封閉得如此嚴密，一個開放的越境飛行的想法必然引起他們的憎惡。 我被蘇聯領導人吸引住了。我對他們進行了仔細的觀察。會議是在日內瓦舊國聯大廈的一個大房間裡舉行的。這個房間的對面是日內瓦湖和勃朗峰。蘇聯代表團是龐大的，其主要成員是赫魯曉夫、布爾加寧、莫洛托夫、葛羅米柯、朱可夫元帥和能幹的蘇聯翻譯奧列格。特羅揚諾夫斯基。英國代表團由哈羅德。麥克米倫首相率領，成員有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和外交部的伊馮。柯克帕特裡克。法國代表團團長是埃德加。富爾總理。 他帶著外交部長安托萬。比內、法國駐莫斯科大使路易。若克斯和他們那位才智過人、會講三國語言的翻譯康斯坦丁。安德羅尼科夫親王。陪同總統的是國務卿杜勒斯，還有國務院顧問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第二以及狄龍。安德森。 在第一次會議上，俄國人坐在美國代表團的右邊。英國人坐在美國代表團的對面，而法國人則坐在美國代表團的左邊，面對著俄國人。當時我做了些筆記，現抄錄如下。 赫魯曉夫的左眼抽動了一下。他坐在布爾加寧的右邊。 艾登盯著俄國人說，將來在任何一場戰爭中，都不會有勝利者。布爾加寧、莫洛托夫和特羅揚諾夫斯基是吸煙的，其他人不吸煙。俄國人不戴珠寶——既沒有戒指也沒有袖扣。午餐時，赫魯曉夫換了一件襯衣（出席後來的會議時，他們都穿瑞士襯衫並戴瑞士袖扣，好像他們都是同時一起買的）。葛羅米柯的袖子上有條折痕，也許這是他在美國時留下的紀念。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都有點像東方人。莫洛托夫本人看起來比照片更像東方人。我猜想，他們的祖先跑得不夠快，沒有逃脫韃靼人。布爾加寧和朱可夫看起來完全是西方人。特別是布爾加寧，樣子像一位和善的鄉間老醫生，他的目光雖然炯然，但不如過去閃爍明亮。朱可夫元帥的樣子很像我們的奧馬爾。布萊德雷將軍。 會議一開始，俄國人照例作了一系列的宣傳性發言，而西方人則努力勸他們同意某種檢查制度。蘇聯人申明，他們對任何檢查制度都不會贊同。他們認為這是對他們主權的侵犯，他們不接受任何檢查制度。 每天，我都和艾森豪威爾總統乘他的車前往國聯大廈。當我們的車駛近日內瓦湖時，許多正在游泳的人都會跑出來看我們。其中有許多很漂亮的姑娘，穿著極為短小的比基尼游泳衣１。總統把她們叫作他的「比基尼族」。 １一種分成上下兩片的女游泳衣。——譯者 有趣的是，按俄國的禮賓規矩，在小汽車裡身份最高的人顯然坐在最前面。赫魯曉夫常常坐在折疊式坐椅上，而朱可夫元帥則坐在後排座位上。我們與負責保衛蘇聯領導人的蘇聯安全官員們有相當多的接觸。新聞記者和攝影師們被整個會議及蘇聯領導人不尋常的露面所吸引。在此之前，這些蘇聯領導人中很少有人敢於邁出國界。有一次，當四位首腦正在大廈外面的草坪上拍照時，我走過去要和攝影記者們一起拍些電影片，正在搶佔好位置的攝影記者們粗魯地把我推來推去。 我在觀察蘇聯代表團時發現，儘管布爾加寧名義上是團長，無疑赫魯曉夫才是真正的頭目。他似乎知道這一點，也是這般行事的。我的印象是，莫洛托夫和葛羅米柯是高級文職人員，不是決策人。布爾加寧顯然處於中間地位，在莫洛托夫和葛羅米何與赫魯曉夫之間。 我陪同艾森豪威爾總統去和法國人進行了一系列會晤，以爭取協調我們的立場。與往常一樣，我沒有出席同英國人的協商。在最後一次會議上，艾森豪威爾為他的「開放天空」建議激昂慷慨地發出呼籲，他最後說：「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讓你們相信，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是誠心誠意的，對你們毫無惡意。但願上帝恩賜我某種辦法可以使你們相信我們提出這一建議是誠懇而忠實的。」他的話音剛落，一道閃電劃破天空，雷聲震耳，大廈中的所有燈光頓時熄滅。我聽說，至今俄國人還想弄清我們當時是怎麼搞的。 這次會議所取得的實質性成果甚微。西方的領導人倒是對他們的蘇聯同僚以及俄國領導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得到了更多的感性知識。西方世界第一次看清了那些統治蘇聯的人。以後，蘇聯領導人還要出國訪問。在某種意義上，這次會議是他們到世界各地旅行的首次公開露面。 我陪同艾森豪威爾總統出席了另一次最高級會議，那次是北美三國政府首腦會議。 艾森豪威爾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弗吉尼亞州的白硫泉會見了墨西哥的阿道弗。路易斯，科爾蒂內斯總統和加拿大的路易斯。聖。勞倫特總理。 這基本上是一次禮節性會議，是向兩個友好而親密的鄰邦做出的一個姿態。路易斯。科爾蒂內斯是個饒有趣味的人。他有阿茲台克１皇帝所具有的那種輪廓清晰的臉龐。 在這次會議上，我碰上了一樁令人難堪的事。我寫了一份艾森豪威爾總統與路易斯。科爾蒂內斯單獨談話的備忘錄。在格林布萊爾飯店，杜勒斯國務卿到我房間裡找我時，我只穿著內衣。他向我要那份備忘錄。我向他解釋說，我奉總統本人的特別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在總統親自簽署之前看任何一份備忘錄。杜勒斯二話沒說，轉身就走了。我不知道他當時是否生氣了。然而從那以後，杜勒斯先生對我非常親熱，顯然對我拒絕向他提供那份備忘錄並不介意。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會議，一點也不緊張。這些領導人討論了飛行航線、文化等一些同蘇聯舉行最高級會議之後的次要而輕鬆的問題。 １阿茲台克是墨西哥古代土著民族之一。一三二五年在墨西哥山谷中建立帝國，一五二０年被西班牙殖民者併吞。——譯者 墨西哥總統對我的西班牙語非常注意，而且對我從未到過墨西哥感到驚奇。他邀請我和總統的海軍助理內德。比奇上校到墨西哥去。我們乘飛機到了墨西哥城，並作為路易斯。科爾蒂內斯的客人在那裡住了四、五天。他帶我參觀了他的官邸松樹別墅。當我評論他的住所多麼豪華時，他以一種低沉的語調說：「是啊，我住在這座宮殿裡，然而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吃了上頓沒下頓呢。」他甚至還帶我看了他自己的住處。我看到他的臥室裡掛著十字架有點吃驚，因為墨西哥強烈反對教權干預政治，而且，墨西哥政府官員是不准進教堂的。他看到我詫異的樣子，就微笑著說：「我的夫人，她信教。」 我回到北約常設小組繼續任職。作為公共關係官員，我到美國各地的一些大學裡作了演講，解釋何謂北約；北約對美國的意義；為什麼聯盟的強大符合我們的利益。當總統接待的外國貴賓操我所掌握的語言時，我經常被召去為他做翻譯。這些貴賓是奧地利總理、幾內亞的塞古。杜爾總統、黎巴嫩總理，還有其他許多人，包括好幾位北約國家的總理。人們都知道我是總統的翻譯，但是在此期間我從未真正被分配到白宮工作。為總統做這種工作，是我履行五角大樓正常職務之餘外加的任務。我想，總統經常這樣使用我是因為他認識我已經很久，而且同我在一起比較隨便。如果他準備同外國領導人討論的問題不是特別重要，事前他總要安排給我吹吹風，就像他對國務院官員說的，「迪克。沃爾特斯會知道，在這個特定的問題上，什麼時候該防止我出錯兒。」顯然，他只是在次要的問題上才這樣做。不過，只要可能，在別人向他匯報時，我總要設法出席。 我瞭解了一個問題的背景和有關各方要達到的目的，就能夠更好地表達總統的立場。同樣，我對來見總統的外國領導人的立場瞭解越多，也就越容易準確地理解總統真正想說而沒有明說的意思。有時，我實際上通過情報人士瞭解到他們的真正立場，這就使我完成任務時容易得多。有時候，我還不得不在可以說是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參加談話。我從未忘記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是美國的總統，但有時他的熱情和友好使我難以記起這一點。 有一次，我住在華盛頓的瓦爾特。裡德陸軍醫院裡，要從我的右腿取出一枚金屬釘來。 這個金屬釘是一九五四年我滑雪出了一次事故後打進去的。我和另外兩位中校同住一個病房。給我做手術取出這枚釘子的醫生，就是四年以前在德國給我將釘子打進去的那位醫生米爾頓。S。湯普森上校。我對他是永遠感激不盡的。有一天，我的病房裡出現一大束鮮花，上邊別著一個卡片，卡片上寫著：「迪克，祝你早日康復，謹致親切的問候。 艾克與瑪米贈。」他身為美國總統，在百忙之中還記著我在醫院裡而且還送來鮮花，這使我既驚訝又感激。我出院後見到了他，並感謝他送花給我。他問我收到鮮花後是否發生了什麼特殊情況，我回答說，在收到總統的鮮花後，幾分鐘內我就搬進一個單間。他眼光一閃，咧嘴笑著說：「我並不想要求對你特別照顧，但是我估計，如果我和瑪米送花給你，也許會出現那樣的情況。」 還有一次，當戴高樂將軍來華盛頓時，我出席了幾次給白領帶、穿燕尾服的宴會。 戴高樂將軍在美訪問的最後一天，我被告知，我不出席法國大使館當晚為艾森豪威爾總統舉行的白領帶晚宴了。總統將帶白宮的一名軍事助理去。我把這事告訴了我母親，她隨即把我唯一的一副禮服領子送出去洗了。但是，當晚五點半鐘，我接到白宮一個電話，通知我與總統一起赴宴。我向母親要我的禮服領，她說已送洗衣房了。我很著急地對她說：「你不知道我兩個半小時之後得穿著這副領子與總統去參加晚宴嗎？」她回答說：「你說你這個星期不再有這樣的禮賓活動了，你告訴過我沒有？」正是我告訴她的，我心裡更亂了。我打電話問了幾家服裝店，它們不是已打烊，就是沒有禮服領。我給在白宮的約翰。艾森豪威爾打了個電話，問他能否幫助解決。他穿的是十五號領子，他父親穿十五號半，而我穿十六號半。約翰叫我到白宮去，讓他們想想辦法。他似乎覺得這一糟糕的局面很有意思。我穿著全套制服到了白宮，胸前佩戴著小型勳章，手裡拿著我的自領帶，因為沒有穿領子。在約翰住的三層樓上到處尋找適合我穿的禮服領，結果是徒勞的。約翰要去出席另一個晚宴，就把我交給了總統的侍從約翰。A。毛尼軍士長。我和他乘電梯到了二樓。門一開，總統站在那裡，他身穿燕尾服，佩帶著榮譽軍團的飾帶。 他看了看我，咧嘴笑著說：「聽說你有個難題，我覺得很有趣。」我回答說：「總統先生，我相信您會明白，我對這件事並不感到那麼有趣。」他於是說：「跟我來，我要讓你看看我年青時當軍官的時候學到的本事。」我們一起走到他的臥室，他拿出一副十五號半的禮服領。然後他坐到床頭上，用一個指甲挫刀仔細地將領子兩頭的扣眼弄大。他告訴我，這樣做要非常仔細，免得將領子撕裂，但是如果搞得適當，領子兩頭都會長出半號來。他弄完了，站起來，將領子交給我說：「瞧，這就給你解決問題啦。」我把領子穿上試了試，相當合適。我感謝他說：「是的，總統先生，解決了，從來還沒有像你這樣地位的人為我解決過問題呢。」 我感到驚奇的是，這位曾經下令進入歐洲，並在大規模進攻開始時出動了一千艘艦艇和一萬一千架飛機的人物，竟能騰出時間來為一個折斷過腿骨又找不到禮服領的中校操心。這是衡量這位偉大人物對下級和被他看作是朋友的人富有人情味的熱情與關懷的一個尺度。 在這個時期，我不僅有幸跟隨總統出席最高級會議，而且他歷次出國訪問，除了遠東那次以外，我都有幸陪同前往。這些訪問包括，一九五九年八月到德國、英國和法國，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從歐洲、中東到印度次大陸和非洲的長途旅行，以及一九六０年底訪問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儘管他的身體有嚴重毛病，他還是外出進行了這些訪問。他深信，通過直接交往而相識的人，錯誤判斷對方動機的可能性比較小。他相信，他所建立的個人聯繫，包括與外國領導人的聯繫以及和外國人民的聯繫，會把世界變成一個生活起來更安全的地方。就像在戰爭中建立了豐功偉績的馬歇爾將軍一樣，艾森豪威爾渴望在其壯年和晚年成為國際間搭橋的人，一位和平人士。 有些人在這件事或那件事上挑剔艾森豪威爾；一些人認為他本來應該更快地並以更小的代價贏得戰爭；一些人認為他的高爾夫球打得太多了；或者認為他像大多數將軍一樣，並非真正明智。他們錯了。在這個人身上有一種特別的品質，幾乎可以立即為人們所瞭解，不僅為他的絕大多數同胞所瞭解，而且為印度人、西班牙人、巴西人和摩洛哥人所瞭解，更不用說歐洲各國人民了。他是他們的解放者。正像卡爾。桑德伯格對林肯的評價一樣，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是位剛柔相濟的人物。他對世界各個地方的影響，美國國內從未做過充分的評價。人們總容易忘記，他擔任總統的八年是全國團結、和平、繁榮和平靜的八年，從那以後我們再沒有見過這種情景。他代表美國一切最優秀的東西，他無論在朋友或敵人面前都顯示這樣的形象。我曾多次與他同乘一輛汽車。我與他同坐在車裡不能看不到他對那些前來看望他的人群所產生的影響。他們來看望的不僅僅是美國總統，而且是「艾克」。從興都庫什山影中的喀布爾到安第斯山積雪中的巴利羅切，這種影響都是一樣的。人們從他身上看到了本國同胞現在還只是隱隱約約察覺到的，即，他是我們這一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察覺到這一點是緩慢的，因為他並不神氣活現、裝腔作勢或因為擁有一切權力而洋洋得意。 我差不多總是參加這些總統出訪的先遣組。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安全官員中，有許多是我認識的。有時，我們的特工部門或新聞記者想要辦的事，按當地標準是人們特別反感的，而我們還是能夠辦到。因此，我非得往返兩次，一次隨先遣組，一次陪總統。我發現這樣做很有好處。因為這實際上排練了一次，我就可以告訴總統下一步做什麼，或者該往哪裡走，或者在什麼場合他將見到什麼，人。 這些出訪也提出了一些政治性問題。他不能只去印度而不去巴基斯坦。他不能只去希臘而不訪問土耳其。那次在歐洲和亞洲的長途旅行中，我發現他將從法國到摩洛哥去。 我對新聞秘書吉姆。哈格蒂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要越過容許我們保留基地的西班牙，而到正要求我們撤離基地的摩洛哥去嗎？」哈格蒂回答說：「但是西班牙是個獨裁國家呀。」我答道：「你認為我們正在訪問的那許多國家是什麼樣國家呢？」我不知道我的話是否對訪問日程產生了影響，但西班牙被列入了日程，而且馬德里舉行了盛大的群眾歡迎，規模僅次於新德里。 這些出訪往往使有關人員感到精疲力竭，我更是如此。我感到要持續地集中精神，會使人疲憊不堪，但令人振奮。在翻譯總統的講話時，一旦說溜了嘴，就可能使美國處境尷尬。如在翻譯外國領導人的講話時出一個錯，又可能使總統誤解對方的意圖。我認為感到最累的時候是一天已經過完，別人都已上床休息的時候。那時我得從當地的美國大使館叫來兩三位秘書，開始為總統當天的各次會談口授冗長而詳細的備忘錄。我不能做記錄，但是我還必須把清楚在哪場談話中誰說了什麼。我口授完一份備忘錄，便開始核對另一份。這種工作往往進行到凌晨兩三點鐘，而往往在早晨六點鐘要交行李。多數人對我整理備忘錄這一部分工作是看不見，也是不知道的。許多人甚至意識不到我除了做實際的翻譯工作之外還得幹這個。國務院許多人對我幹這項工作很不滿意，因為我搞這工作的時候，他們不可能得到這些備忘錄的抄件，而由國務院的譯員整理備忘錄時，他們就可以容易地弄到手。我奉總統最嚴格的命令，這些備忘錄在他審閱並簽署之前，不得向任何人提供，任何人也不例外。 由於總統經常一下飛機就需要我，我通常與他同乘一架飛機。有時在旅途中，他聽完國務院的匯報之後，就把我叫過去，聽我談談他將要會見的外國領導人的情況，或是那個國家的特殊風俗。他出訪前做準備工作，以便進行有目的的旅行。有一次他提到他出國訪問的目的時說：「為的是在我將訪問的這幾個國家的首都，再一次保證，美國致力於體面與公正的和平；為的是支持西方團結起來反對一切侵略，並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並且維護我們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防衛力量。」他還強調了美國願意與蘇聯人就一般或特別裁軍方案進行實際的談判，只要這種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和雙方都可以實現的。許多人認為這些是新的主張，其實在十五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他就已提出來了。 艾森豪威爾到巴黎進行國事訪問時，是在法國外交部下榻的。我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到法國那天下午峋晚些時候，戴高樂將軍陪同他去凱旋門下面的法國無名烈士墓獻花圈。這位年老的法國將軍身穿制服。艾森豪威爾看了看他，幾乎是若有所思地說：「你還能行？」「是的，」戴高樂回答說，「我還能行。」後來巴黎市政廳接待艾森豪威爾總統，戴高樂也在那裡接待他。戴高樂的講話較長，我貼近總統的耳朵低聲翻譯；後來輪到總統講話，他講了八分到十分鐘就轉向我，讓我翻譯。他用法語說：「我熱愛你們大家。」以此結束了他的講話。我把總統的講話向集合在市政廳前的十五萬群眾翻譯成法語。在結尾時，我用英語說「我熱愛你們大家」，博得了滿場喝采。我離開麥克風走回到總統後邊的時候，戴高樂嚴肅地向我點了點頭說：「沃爾特斯，很好。」這大概是人們可望從他那裡得到的最高讚揚了。這場翻譯是不容易的，因為戴高樂總統講話比較長，而且一口氣講完，中間沒有停下來讓我翻譯。 九月三日，總統按原計劃搬進美國大使館，我則搬進克裡榮旅館。同日，總統會見我熟識的意大利總理安東尼奧。塞尼，我當翻譯。前些時候他在倫敦會見西班牙外交部長費爾南多。卡斯鐵利亞。邁斯，也是我當翻譯。 許多人喜歡打聽總統同各國領導人談論些什麼，這是我必須處理的問題之一。對政府高級人員，比較容易應付。我只消說：「總統指示我不要談論他同任何人的談話」，他們往往就悄然離去。新聞界則不好對付，他們會泡蘑菇。有一次，總統同一位外國要人談笑風生的情景被拍成照片。一位新聞記者對我說：「他們講的一定是個很有趣的笑話吧。」我回答說，是個妙趣橫生的笑話。他問我是什麼笑話。我回答說，雖然關係不大，但我從不談論總統同外國人談話的內容，這已成慣例。他對我說，「可是，美國人民有權知道。」新聞界聲言有「權」知道一切，這種情況我還是第一次碰到。我索性說：「那就讓他們行使這種權利吧。去找參加談話的人，別找旁觀者。而在這些事情中，我正是旁觀者。」他毫不在乎，但眼看從我嘴裡再也掏不出什麼東西來，就不追問下去了。 意大利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大國商議問題時，他們被排除在外，不瞭解「內情」。 對於他們這種情緒，總統是一清二楚的。在同塞尼總理會談時，艾森豪威爾象向別人作保證那樣，再次向他保證，美國不會背著意大利人同俄國人談判，美國將向他們通報一切情況。當晚，我們乘飛機到朗布依埃。美法兩國總統在那裡會晤，坐在壁爐前談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艾森豪威爾在朗布依埃城堡的弗朗西斯一世塔下榻，一名大膽的攝影記者在城堡外用好的望遠鏡頭偷拍了一張他身著內衣的照片。兩人談論了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艾克最關心的和平和對蘇關係；戴高樂最關心的阿爾及利亞問題和法國的核打擊力量。我認為，公報的措詞遠遠沒有表達出兩人會晤時高興的情景。他們間的關係是一種特殊的、毫不拘束的關係。戴高樂曾這樣說：「我們是兩名寫過回憶錄的老將軍，我們從來沒有用惡語相寫過。這種關係幾乎是絕無僅有的。」艾森豪威爾笑著表示同意。他們之間常發生意見分歧，但又有一種相互的仰慕之情和同志情誼；我很少看見戴高樂以這種態度對待其他人。 艾森豪威爾認為此行效果很好。我相信，公正的觀察家大多也有同樣看法。通過這次出訪，他消除了歐洲人擔心美國背著他們同俄國人搞交易的疑懼。在這方面，他的直率、熱情和品格起了很大作用。他正直莊重，感染力很強，就連對人最冷淡的持懷疑態度的人也難以無動於衷。我認為他是明白他的出現和他的言論能起什麼作用的。他的這種認識推動他更多地進行出訪活動，以促進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相互瞭解。對全世界千百萬人來說，他是可以信賴的美國總統的典型代表。他知道戰爭是恐怖的，一定要盡力使這種災難不再發生。 那年十一月下旬，我隨先遣組到他將訪問的許多國家去打前站。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他從華盛頓到羅馬，我去錢皮諾機場接他。那時，大雨如注，只好改在室內舉行歡迎儀式。總統的飛機在空中盤旋，直到安排就緒才降落。喬瓦尼。格隆基總統在機場大樓裡迎接總統，我貼近他的耳朵，低聲翻譯。總統致答詞時，我又大聲地把他的話翻成意大利語。在傾盆大雨中，我們驅車進入羅馬商業區。我和總統同在巨大的奎裡納爾宮下榻。奎裡納爾宮建築宏偉，過去是教皇和意大利國王的官邸，現在是意大利總統府。 總統順著寬闊的樓梯緩步走上樓去，因為一九五五年他患過心臟病，此後就不得不小心一些。過了一會兒，總統會見意大利總統格隆基、總理塞尼和外交部長朱塞佩。貝拉。 他們談了約一個小時。意大利人小心翼翼地提到，四大國多次商談問題和作決定都把他們排除在外，對此他們感到不快。艾森豪威爾深表同情，說他將把他們的意見轉告四大國。 接著是盛大的國宴。祝酒詞和兩位總統席間的談話都得由我翻譯。大家就寢後，我又得寫長篇備忘錄，直到深夜一、兩點。翌日，天還下著雨，我陪總統去意大利無名烈士墓獻了花圈。在羅馬，歡迎群眾很少，幾乎比此行當中任何停留地方的群眾都少。羅馬對名人屢見不鮮，因為它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已見過很多。這裡歡迎群眾比別處少，與大雨也有一定關係。 翌日（十二月六日）晨，我跟隨總統去見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對我這個天主教徒來說，這顯然是不尋常的時刻。這位教皇當選前，我在巴黎就認識他。當時他叫龍卡利紅衣主教，是教皇派駐巴黎的使節。這是一次隆重的會見。在此以前，美國總統只會見過一次教皇，那是在一九一九年。會見時，我把總統的話譯成意大利語。總統對教皇說，他希望此行將有助於各國間的和平與諒解。教皇表示贊同。談話開始前，總統把他的隨行人員介紹給教皇。總統、約翰和巴巴拉。艾森豪威爾、國務卿克裡斯琴。赫脫等人都不是天主教徒，他們一一同教皇握手。輪到我時，我吻了教皇的戒指。他抬起頭來含笑說：「Ah！Unodeinostri。」（啊！一個我們的人。）他送給我一枚銀質小紀念章。 教皇約翰是我見到的第二位教皇。他具有熱情和慈父般的性格。庇護十二世則有靈性和近乎超俗的品質。教皇約翰不會講英語，特向總統表示歉意。他說，除了本國的意大利語外，他還會講法語、保加利亞語和土耳其語。總統問：「英語呢？」教皇說：「我年紀大啦，又很忙，但每天還是學一小時英語。」總統又問：「學得怎麼樣啦？」教皇微微一笑，回答說：「我越學英語就越懂得，教皇無錯論並不涉及英語發音。」我們都笑起來了。攝影記者搶拍了這個鏡頭，這張照片事後登載在許多報刊上。接著，教皇談起總統和他兩人都有過當兵的經歷。教皇含笑說，戎馬生涯，前程似錦。「你從將軍變成總統，我從軍士變成教皇。」大家又笑起來了。我感到，對於總統想做的事，教皇非常瞭解並贊成。他公開這樣說，並祈求上帝保佑總統的努力獲得成功。 會見後，我們乘直升飛機直接到錢皮諾機場，在那裡乘飛機經過兩個半小時的飛行到達安卡拉。由於我不會講土耳其語，在這裡沒有公務可忙。這次訪問，還是很有意思的，只是因為不能與土耳其人交談，頗有閉目塞聽之感。艾森豪威爾和土耳其總統乘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１坐過的一輛舊車通過市區街道時，受到熱烈的歡迎。當晚我沒有出席國宴，無談話記錄可寫，痛痛快快睡了一覺。 １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又名基馬爾（1881—1938），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曾領導土耳其民族解放運動。——譯者 翌日，我們繼續乘飛機去巴基斯坦。在這次出訪過程中，總統每到一地之前，我國駐該國的大使館副館長總是乘飛機來接總統，以便同機前往該地，並向總統報告有關下一站的情況。舉例來說，駐卡拉奇大使館的副館長到安卡拉陪同總統乘飛機一起前往卡拉奇，作這樣的規定是便於總統掌握有關下一站的最新情況。 巴基斯坦充滿異國情調，景色壯麗，賞心悅目。在這裡，我又沒有什麼公務，因為所有官員都講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語。這是長期受英國影響的結果。這裡的歡迎也很盛大、熱烈。進入市區的最後一段路，艾森豪威爾和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乘的是一輛六匹白馬拉著的敞篷馬車。有些禮節性拜會和談話我沒有參加。對我來說，這又是此行中最輕鬆、最愉快和最有趣的一站。然而，到下一站阿富汗我就忙起來了，儘管我不會講波斯語，也不會講普什圖語。由於國王講法語，我又成了出頭露面的人物。從卡拉奇飛往喀布爾，沿途景色蔚為奇觀。當飛機飛過赫爾曼德沙漠時，我心想，這樣荒涼的地方我在地球上還沒見過哩。在機場舉行了小型但有濃厚軍事色彩的歡迎儀式。然後，總統同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會談，我把法語翻譯成英語。談話中實質內容不多。阿富汗正好與蘇聯的南疆接壤，不得不嚴守中立。在國王舉行的午宴上，我注意到蘇聯大使直盯著我。 他也許感到奇怪，美國軍隊從哪兒找出這麼一個會講當地話的中校呢？他的座位離主賓席相當遠，聽不清國王講的是法語。幾星期前我們來喀布爾打前站的時候，看到機場及其周圍俄國人那麼多，都為之愕然。那次我們走的時候，總統飛機的駕駛員比爾。德雷珀讓飛機一起飛就陡直上升。當飛機直衝雲霄時，他在擴音器上說：「這是我們對機場上俄國人的商業廣告。」幾年內，他們是不會有噴氣式運輸機的。 我們的飛機越過傳說中有名的開伯爾山口，飛往下一站新德里。它是一個不很親美的國家的首都，而歡迎盛況卻超過艾森豪威爾在其他任何地方訪問時的規模。汽車從德裡的帕拉姆機場魚貫而出，我坐在車隊靠後頭的一輛車裡。即使在那些當地政府不需要我當翻譯的國家，我一般也總是在總統視野所及的地方，這是因為如有外交官上前同他說話，他可隨時找我。總統到德裡大學講話使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情況。他曾經問過有沒有必要把他的話翻成印地語。回答是，不必要，因為這所大學講課全用英語。在同一位來自印度南部的年輕空軍軍官交談時，我問他，印度的語言這麼雜，空軍軍官學校裡怎麼辦？他回答說，講課全用英語。我又問，倘有學員不會講英語，怎麼辦？他的回答很簡單：「不會講英語就進不了空軍軍官學校。」 從德裡機場駛往總統府拉什塔帕提。布哈范（艾森豪威爾下榻的地方）的汽車絡繹不絕，汽車之多令人難以置信。夾道歡迎的群眾恐怕有兩百萬人，十哩路程走了兩個多小時。不知為什麼，總統象磁鐵般把印度人吸引住了。他在印度國會和德裡大學發表了嚴肅的講話。他在人山人海的拉姆里拉閱兵場上說的那番話也許最為動人。他引用甘地的話說：「自由是神的恩賜。神的恩賜不能永遠不讓他的子孫享有。」由於參加正式活動較少，我兩次到阿格拉參觀泰吉。瑪哈爾陵，那也許是人類以雙手修建的最美的建築。 對總統及其一行中大多數人來說，印度這一站是最累的，對我來說卻最輕鬆。我隨總統出訪期間，工作較少的時候不常有。在這裡，我居然有時間到許多地方遊覽。隨先遣組來印度時，我到阿格拉玩了一天，參觀了泰吉。瑪哈爾陵等名勝。那天中午，我在一家古老的英國式旅館花園裡用餐。那時，一個印度人帶著一隻受過訓練的鳥走過來，說他的鳥能要把戲。我說一個數字，它就叼那個數字的卡片。我看得出了神。小鳥還會飛起來衡住朝它扔去的小鐵環。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小節目演完後，我問那人我該給多少錢。他說：「四個盧比（一美元）。」我說，這個價錢不小啊。他溫和地回答說：「先生，您知道教這隻鳥幹這些活兒要花多少時間嗎？您知道這隻鳥又能括多久呢？」 我給了他五個盧比。 下一站是伊朗，我以前曾去過多次，情況很熟悉。伊朗又是此行中我感到非常愜意的一站，因為正式的活動與我關係不大，我有可能去看望一些老朋友，並看看自從我上次訪伊以來德黑蘭所發生的非同一般的變化。總統抵達德黑蘭時，從機場到王宮的一路上有五十萬人，街道上鋪了波斯地毯。在德黑蘭作短暫停留後，我們又前往希臘，到希臘時，正下著雨。總統和保羅國王驅車進城，一路上有七十五萬希臘群眾夾道歡迎。同前幾個站相比，希臘顯得很熱情，西方色彩很濃。艾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供職時，同保羅國王就很熟識了。一九五二年國王在雅典給他授勳，我跟他一起出席了那次晚宴。 席間我曾向王儲康斯坦丁簡單介紹了一九四八年希臘對共產黨作戰期間我在那裡的經歷。 文克在希臘國會講話後就乘直升飛機去「僧侶」號巡洋艦。我則乘直升飛機去「埃塞克斯」號航空母艦，乘該艦去突尼斯和法國。第六艦隊司令喬治。安德森海軍上將也在艦上，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們一起橫渡地中海，平乎穩穩地到了突尼斯附近的海面。這裡講法語的人很多，又要我當翻譯了，因為哈比卜。布爾吉弓總統已表示他將很高興用法語跟艾森豪威爾總統談話。我從「埃塞克斯」號乘飛機到「僧侶」號。然後跟總統一起乘直升飛機上岸。布爾吉巴的歡迎詞是用法語講的，我為總統作了翻譯，接著又把總統的答詞翻成法語。這是一次只有數小時的短暫訪問。總統同布爾吉巴談了很長時間，後者對我的法語知識很感興趣。由於我身穿軍裝，人們對我的語言造詣更為驚異。儘管艾森豪威爾將軍抵達突尼斯時好些人沒有看到他，這一天對突尼斯人民來說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他們同阿拉伯聯盟關係不好；法國人對他們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仍很惱火。艾克這次順便訪問時間很短，但他們對他這一姿態仍非常讚賞。他們還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來到這裡，指揮軍隊把德國人和意大利人趕走。兩位總統談了兩小時，談話中心是阿爾及利亞問題。布爾吉巴擔心法國人會因他支持阿爾及利亞人而對他採取行動。艾森豪威爾請布爾吉巴放心，並說他深信法國不會對突尼斯採取行動。實際上戴高樂正在設法從阿爾及利亞困境中解脫出來。我們在突尼斯機場乘直升飛機回軍艦。 飛機起飛前，布爾吉巴對總統說：「你對我國的訪問是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還再次讚揚我的法語講得好，隨後飛機起飛。 當我們的艦隻駛進法國重要海軍基地土倫港時，那裡的法國部隊司令皮卡爾－德斯特朗海軍上將以個人名義發信號向我們表示歡迎。我在歐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時就認識他，他的母親是美國人，生了十一個孩子。人們一聽說她有這麼多孩子，往往對她說：「你必定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她總是這樣回答：「不，我只不過是個多情的新教徒。」 總統受到土倫人民的熱烈歡迎後，就乘戴高樂的私人火車前往巴黎，路程為九小時。安排火車走這麼長的路程，我有一些責任。因為先遣組來打前站時，法國人就提出乘他們總統的私人火車去巴黎，但美國人一聽說要乘火車，大為吃驚。我盡力勸說他們，說在法國乘火車旅行還是很好的，戴高樂的火車一定非常舒適，最好別拒絕法方建議，否則他們會認為我們瞧不起他們的火車。吉姆。哈格蒂和艾森豪威爾的秘書托姆。斯蒂芬斯同意我的意見。所以這次我們就沒乘飛機而乘火車去巴黎。 我們抵巴黎時雖已深夜，戴高樂還是到車站迎接總統。這次不是國事訪問，所以艾森豪威爾住在美國使館，我住在克裡榮飯店。該飯店總經理克勞德。勒梅爾西埃是我的老朋友，他像以往一樣，安排我住得很舒服。艾森豪威爾在那裡同戴高樂、麥克米倫和阿登納會晤。四大國重申他們對柏林問題的堅定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戴高樂的態度尤為強硬。有一次，他當著我的面對美國人和英國人說：「我決不會不戰而離開柏林。如果我動起武來，你們是不會有什麼選擇餘地的，是吧？」他們商定，翌年四月西方領導人在巴黎同赫魯曉夫會晤。後來，這次會議成了U－2會議，因為美國U－2型偵察機被擊落，這事就成為會議唯一的一項議程。戴高樂和艾森豪威爾的會晤像以往一樣熱烈友好，但新聞界紛紛推測，說法國想部分脫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傾向有所增長。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推測是有道理的。 飛機飛了一個半小時，我們到達另一站——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這裡又要我當翻譯了。在托雷洪空軍基地，佛朗哥念了一篇熱情的講話稿，對總統表示歡迎。我們站在一個小小的高台上，我接連不斷地低聲給總統翻譯。總統講話時，我轉譯成西班牙語。十年後，尼克松總統再次在這裡講話時還是我當翻譯。西班牙電台送給我一盤盒式錄音帶，是我翻譯艾森豪威爾總統一九五九年那次講話和尼克松總統一九六九年那次講話的錄音。 馬德里歡迎群眾很多，格外熱情。我與總統和佛朗哥同乘一輛車。對當時的情景，我能說的只是一片高呼「佛朗哥萬歲」的聲音。許多人把他看成可恨的獨裁者，但這個人顯然深孚眾望。關於此次訪問的新聞報道中沒有反映這一點，而這一點以及佛朗哥驅車穿過熙熙攘攘的歡迎群眾的情景卻給艾森豪威爾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機場講話中，艾森豪威爾反問道，他來自一個有許多州取名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佛羅里達、內華達、得克薩斯和亞利桑那的國家１，在西班牙怎麼可能感到陌生呢？ 這話正說到西班牙的以艾森豪威爾命名的廣場。我不禁將之同巴黎相比。巴黎是由艾森豪威爾統率下的軍隊解放的，但這個城市中以艾森豪威爾的名字命名的只是一條沒有樓房的小小街道。人們的感激之情是變化無常的。 １這些美國的州名和拉美國家的一些地名相同，如阿根廷有一條河叫科羅拉多，墨西哥境內有個半島叫加利福尼亞，西班牙南部有一個高原叫內華達。此外，得克薩斯一八四八年前屬於墨西哥。——譯者 當晚，佛朗哥在東方宮設國宴款待總統。東方官曾是西班牙國王居住的地方。佛朗哥不願住在那裡，寧願住在離市區幾哩以外的豹宮。豹宮比東方宮小得多，但還是很寬敞。拿破侖在東方官封其兄弟約瑟夫為西班牙國王時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約瑟夫，現在你住的地方比我還好哩。」賓主在宴會上熱情祝酒。宴會後有一個小演奏會，五名提琴手拉起斯特拉迪瓦裡１製作的小提琴——他們手中的無價之寶。 １安東尼。斯特拉迪瓦裡（1646—1737），為意大利著名小提琴製作家。 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同總統一起驅車去豹宮與佛朗哥會晤。見面後先進早餐，氣氛十分輕鬆愉快，所以艾森豪威爾讓我給佛朗哥講個故事。那個故事他聽我講過，覺得很有趣。情節如下： 在拿破侖的軍隊中，有一個名叫杜邦的上校。此人特別勇敢，這在上校中是常見的；但又特別愚蠢，這在上校中卻是罕見的。他是個將軍迷，這在上校中很普遍。拿破侖說，他知道杜邦很勇敢，但他決不能讓法國軍隊有那麼一個愚蠢的將軍。然而，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拿破侖看見杜邦帶領衛隊的騎兵衝鋒陷陣，把俄國人和奧地利人一個個打得人仰馬翻，勝利在望。忽然，杜邦的身子搖晃了一下，從馬背上摔下來，原來他中彈了。拿破侖深受感動，便派他的副官和外科醫生拉瑞去救護。不久，年輕的副官騎馬回來，對拿破侖說：「陛下，杜邦上校的腦袋被打穿了。子彈從一個耳朵進去，另一個耳朵出來。拉瑞說，他現在還有知覺，到傍晚就性命難保。」拿破侖想了一會兒說：「傍晚就會死去。這樣吧，你去告訴他，我剛提升他為將軍。」年輕的副官快馬加鞭，直奔救護棚。這時，拉瑞正在給這位新將軍治傷。他讓杜邦喝了好幾口白蘭地，然後鋸開他的頭，把頭蓋放在桌上。他的大腦已散開，拉瑞正設法把它捏在一起，這時，副官衝進帳篷，宣佈說：「拿破侖皇帝剛提升杜邦上校為將軍。」杜邦喝了拿破侖的白蘭地，酒意正濃。 他的大腦還在桌上，但他聞到白蘭地的酒氣，聽到了「將軍」這個富有魅力的字眼，便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把頭蓋放回頭上，踉踉蹌蹌地朝帳篷門口走去。拉瑞邊追邊叫：「我的將軍，不能這樣走啊。你的大腦還在桌上哩。」杜邦醉醺醺地回答說：「去它的吧。我當了將軍，還要它幹什麼？」 在座的人——其中有些是將軍——哄然大笑。佛朗哥也笑起來，詼諧地對艾森豪威爾說：「你注意到沒有，那些不是將軍的人笑得更起勁啊？」我沒想到佛朗哥竟這樣幽默。他還說：「現在的將軍們這麼差勁就因為他們是從最好的上校當中選拔的。」這句話引得在座的將軍們放聲大笑。後來，我們到佛朗哥的書房，簡單討論了美國的基地問題。佛朗哥認為，西班牙的經濟形勢正在好轉，過不了幾年就會像其它歐洲國家一樣，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後來情況果真如此。艾森豪威爾問他對蘇聯人的意圖有什麼看法。佛朗哥心平氣和地說了說，他對蘇聯人的意圖作了一個最客觀、最冷靜的估計，即：避開大戰而處處進逼，你退我進，這邊嚴重受阻就向那邊推進。他預言蘇聯人將千方百計破壞西方國家奮起抵抗的意志並打消他們認為有東西值得保衛的信念。在這方面，又證明了他是一位有真知灼見的預言家。多年以後，我又在這個房間裡見到他，同他研究他去世後西班牙可能發生什麼情況。他還是那樣冷靜，那樣客觀。 我們從豹宮乘直升飛機去托雷洪空軍基地。直升飛機起飛時，佛朗哥神態自若。幾分鐘後，艾森豪威爾問這位西班牙領袖是否經常乘坐直升飛機。他說以前從未坐過，這回答使我深感驚訝。看他那鎮靜自若的樣子，誰也不會想到他沒坐過直升飛機。他和艾森豪威爾在機場熱烈擁抱，然後艾克登上飛機。我在飛機後部相當大的機艙裡靠窗而坐。 當飛機在跑道上慢慢滑行時，西班牙人和美國人向我們揮手告別。看到這情景，我說：「看他們的口形，我就知道他們大家在說什麼。」飛機上其他的人信以為真，問道：「他們在說什麼？」我回答說：「很怪，他們都在說同一句話。」「什麼話？」大家都想知道。我口答說：「他們都在說，『謝天謝地，他們可走了！』」這話引起一陣哄笑，但也許非常接近事實。總統的一次訪問對於東道國和美國駐該國大使館來說都是一次精疲力竭的經歷。 我們繼續飛往卡薩布蘭卡，對摩洛哥進行訪問。在這裡，我們受到國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歡迎。雙方在機場發表了我記憶中最簡短的講話。然後兩位國家元首驅車進城，成千上萬的摩洛哥人騎馬夾道歡迎。從山區來的部落土人騎馬跟在車隊旁邊，對空鳴槍，使特工人員驚愕不已。他們從來沒有在一位美國總統面前，聽見這麼多槍聲。午餐的時候，王儲哈桑走過來，跟我談起一九四二年那幾次會面。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記得，還是有人告訴他的。總統告訴摩洛哥人，我們將撤走在摩洛哥的空軍基地。摩洛哥曾是法國的保護國，這些基地是法國人在那個時期給我們的。這次訪問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結束。 我還曾陪艾森豪威爾總統參加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巴拿馬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當時他因迴腸炎動手術，尚未完全康復，正在療養，但他仍決定前往參加會議。他認為，向拉丁美洲人民表明我們對他們的關心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屈不撓的勇氣和責任感使他帶病完成了此項任務。他接見了幾乎所有與會的總統，當然我都在場。他參加會議或社交活動，我也總在他身旁，所以我知道他為此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會議中途，要在巴拿馬市商業區舉行一個儀式，每個總統都將發表講話。對艾森豪威爾來說，這將是好長一段難熬的時間。我正式被派去見幾位總統，請他們講話簡短些，並請他們將此意轉告他們的同僚。那幾位總統都表示理解，並答應盡力去做。後來，各大國，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總統各講了約三分鐘。接著厄瓜多爾的當選總統何塞。 貝拉斯科。伊瓦拉開頭表示要說短話，但結果講了四十五分鐘。我不禁尋思，倘若他不決定說「短」話，他的講話該多長呢？總統在會場上堅持下來了。貝拉斯科結束他的長篇演說後，我低聲問艾森豪威爾：「總統先生，您還好吧？」他低聲回答：「嗯，差點不行。」 會議期間，他輪流接見了與會各國的總統。參加會見的多米尼加人都佩帶著幾乎露在外面的零點四五口徑柯爾特自動手槍，使特工人員深感不安。所有這些接見都由我作翻譯。我還得寫出每一次會談的備忘錄，作為會議記錄。有幾位總統，如尼加拉瓜的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萊，英語講得很好。但我為其他所有的人作了翻譯，包括講葡萄牙語的巴西總統儒塞利諾。庫比契克和講法語的海地總統讓。馬格盧瓦爾。 這次會議雖然沒有取得看得見的、真正的成果，但很有助於向我們南面的鄰邦再次表明，我們沒有忘記他們，我們沒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歐洲和遠東。他們注意到艾森豪威爾剛剛動過手術就來參加會議，認為這是美國對他們和他們的國家關心和友好的表示。 艾森豪威爾一向具有的魔力，對拉丁人一如對巴基斯坦人和德國人都是靈的。他努力突出美國作為一個公正、體面和可敬的國家的形象，但從沒有贏得充分的稱頌。他執政期間，我們在全世界受到尊敬，以後就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我永遠忘不了這位老戰士。他不知疲倦，置自身的健康於不顧，為促進和平事業和表明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和愛好自由國家的旗手而在世界各地奔走。 我多次隨他出訪，學到許多東西，並看到一個真正的美國偉人怎樣為他的國家、為和平而奮鬥，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他任職期滿前好幾個月，知道我急於想擺脫譯員工作，就決定派我去羅馬。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我在羅馬收到他離開白宮前夕給我寫的一封信。這封信我將永遠珍藏並為此感到自豪。總統在即將卸任、心中有那麼多牽掛的時候還想到我，這表明了他特有的人品。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迪克：在離白宮之前，我想再次向你表示深深的謝意，感謝你每當我需要你和要求你給我幫助時，你總是如此慷慨地把你卓越的才能貢獻出來。長期以來你為我做的工作是極其寶貴的，因為你不僅精通你掌握的各種語言，而且對我們一起訪問的各個國家的問題和背景情況瞭如指掌…… 請向你母親轉達我最良好的祝願。當然，我還要熱烈感謝你，向你致以親切的問候。 你的忠實的朋友，德懷特。戴。艾森豪威爾（簽名） 他在信末加了一句：「這封信的抄件將放人你的檔案。」 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沃爾特。裡德陸軍醫院，那是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他逝世前不久。我看望他時，他滿意地回顧他的一生。他對我說，他知道自己活不多久了，但無可抱怨。他童年時代的夢想大多已實現。 我從事口譯工作已經做到頭了。我想表明，我能管好自己這個部門，並擔任一種能用得上我懂的幾種語言的職務，但那幾種語言並不是我將來所需要的一切。艾森豪威爾總統知道我的想法，並幫助了我。於是，我懷著感激的心情離開這位偉人去任新職——到羅馬去當武官。我感激他給我機會，使我能如此密切地同他一起工作了這麼長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