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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爾奇遇

作者:lxxd720

   龔爾在雲南永德縣政工組工作的時候,住在一座粗陋的木樓上。說它粗陋,是因為木板並沒有安平順,一間房子裡都會坎坷不平。有人在樓上走動,就會咯咚咯咚亂響。木門木窗,都已變形,能大體關上,還留著相當縫隙。白天有陽光射入,夜晚有月光徘徊。他有了單身宿舍,便想法裝飾一番,可惜他的字寫得並不好,又懶得求人,於是把一本毛主席詩詞隸書字帖找來,剪下「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用漿糊貼在開門可見的板壁上,以顯示英雄氣概。

  那是1970年1月8日的中午,吃了飯,看人下了一會兒棋,便進屋睡午覺。他一下子就回到了遠隔千山萬水的家鄉。門外的竹林陰森森的,破舊的草房,冷冷清清的,屋裡亂糟糟的,有好些人在神色不安的走動。忽然傳來他母親的哭泣聲:「三兒,快回來呀!」頓時覺得上顎右邊的第二顆大牙落了下來,滿口鮮血,痛入心脾。他一驚而醒,看看手錶,只睡著了三分鐘。那時是午後1點16分。而那顆右牙,竟然還疼了近五分鐘。他心中詫異,睡意全無,於是起床。更使他詫異的是他貼起不過半個月的隸書對聯,那個「獨」字脫落翻捲出了一個「死」字,倒掉著,那是毛主席的詩句「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中的一個字。他當時雖只有不到25歲,卻已經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了,鬼神之類他全然不信,而且現在也不信。所以並沒有當成一回事。當晚,他在禮堂的壩子裡看宣傳得空前絕後的電影芭蕾舞《白毛女》,突然有線廣播裡傳來了找人的通知:「龔爾同志,大門外有人找!」龔爾趕緊擠出人叢,來到大門口,原來是郵電局的職工,交給他一分加急電報。他慌忙拆開,在路燈下一看,電報上駭然寫道:「龔爾,母病險,速歸。」發報時間是1月7日下午3點45分。這是他的麼兄弟拍來的,這個兄弟當時只有十三歲。他回了電報,急忙找車。

  通過熟人找到了車,這是昆明出來運糧的車隊,有二十幾輛車,還有帶拖斗的。恰好兩位天津的知青也搭車回家,他們於是一路同行。當時正是昆明兩派武頭白熱化的時期。這個車隊是屬於炮兵團的,一路上怕「8.23」的攔劫,只好晝伏夜行。他們坐的那兩個車的司機,收了他們的錢,給的車票卻是油印的,說是為炮兵團湊集資金。而他們三位的車旅費是可以憑票報銷的,這種票當然不行。

  那時的工資,龔爾算高一點的,每月也只有58元,這樣長途往返,如果車費報銷不了,那真是只好喝西北風了。他們雖然都只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但深知造反派的脾氣。他們的不滿,只有在停車休息時,下了車,才敢在一起小聲議論。一次,天還沒亮明白,彎月亮還不明不淡的掛在西邊天際,他們停車在一個小林子旁小便,議論時被一個個子不太高,但身板寬厚,面目冷峻的老司機聽到了。他對龔爾說:「把票給我!誰賣給你們的?」他們都嚇得不敢吱聲:肯定要大禍臨頭了。龔爾說:「我們知道票報銷不了,早扔了」「不可能!」「師傅不要多心,不就幾塊錢嗎。」「把票給我,我來處理!」三個人看這師傅斬釘截鐵的味道,哪敢強扭,只得乖乖的把票掏出來交給了他。天亮時,車隊拐進一個縣城的深巷裡停下了,然後到一個旅館住下。服務員有三十歲上下,衣著平常,師傅們都叫她「五元」,她笑盈盈的給他們開門、提開水。龔爾問走在旁邊的一個司機「她怎麼叫五元?」「年輕娃,別問這個!」另一個司機走過來給龔爾小聲說:「干一回,收五元,她也沒有法,男人癱了,三個兒女得吃飯。」龔爾認真看了叫「五元」的那個女人兩眼,身體壯實,眉目端正,皮膚白裡透紅,完全沒有賣淫婦的味道。

  司機們安頓好後,集中到一個會議室開會。龔爾他們三個乘客當然無權參加,但心裡卻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們所住的縣城,幾乎都是「8.23」

  派的:「炮」派的,被傳說得像土匪一樣,打、砸、搶、燒、無惡不作,他們三人怕有不測風雲,旦夕禍福,因此,想早知點風聲,好作準備,他們東窺西□,悄悄繞到離開會地點不太遠的開水房外偷聽。會議室門窗關得嚴嚴的,但卻聽得見裡面像開了鍋似的,人聲嚷成一片。有怒吼的,有狂喊的,有叫罵的,還有拍桌子的聲音。三個人都聽不明白具體內容而捏著一把汗。一會兒,屋裡沒有了動靜。又過了好一會兒,門開了,司機們走出來,默默無聲的散回房間睡覺去了。

  三個仍舊心中無數,拿不定主意,商議了半天,還是決定走一步看一步,和師傅們同步,睡覺去。

  覺睡醒時已經下午四點過了。龔爾剛把門打開,那個賣油印票的司機就蹩了進來,說:「對不起,給你們正式票。」龔爾他們都熱情的招呼他坐。那個司機把票放在龔爾的床上便退出去了。龔爾他們三個人議論說:「看來這支隊伍還真不簡單!」

  天黑了,車隊又在山道上盤旋。到凌晨兩點,他們到了一個縣城的加油站。

  車子都必須加油。加油的工人卻不肯起床。司機們再三懇求,說他們必須趕路,前面路程很遠,只能在這裡加。加油的,連腔也不搭了,任他們在外面求爹爹告奶奶的說好話。一個滿臉絡腮鬍的師傅,隨手撿起一塊斷磚,「砰」的一聲砸在門上,門開了碗大的一塊窟窿。屋裡的人拉開燈,開了門。說:「我也沒有鑰匙!」那個絡腮鬍說:「找呀!」「我到哪裡去找!」「我給你找!」另一個胖司機說著,從車上提下來一把大鐵錘。「把他押到廁所裡去!」不知誰在下命令。兩個年輕司機一邊一個把管油人押進了路邊的廁所。司機們砸開油庫門,挨次加好油就朝前面開去。所有的車都加滿了油,管油人才被押回來。那個一臉嚴峻的老師傅說:「數好錢,開發票。」管油人只得哭喪著臉照辦。他們的車子開出去一百來米,後面便響起了槍聲。車隊風馳電掣翻山越嶺。龔爾旁邊的司機說:「8.23」在給我們送行哩。「

  車,足足開了十一天才到昆明。進城時只是下午五點鐘,街上已經沒有什麼行人。而大街地面上的巨大的標語,十分驚人。一是字大,每一個字比一輛解放牌汽車還大;二是內容:「和李成芳血戰到底!」李成芳可是雲南黨政軍的第一把手。越往裡走,越覺得奇怪,稍微寬一點的地方,都搭滿了帳篷,那帳篷又是千奇百怪的,有的是帆布的,有的是塑料的,有的乾脆就是床單,甚至是草蓆。有的小得來像小孩搞起玩的,有的大得能容下幾百千把人。形狀五花八門,看去五顏六色。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呢?司機和我們都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們下了車向一個大娘問旅館,那個大娘卻說:「還找什麼旅館,旅館都還在找人搬呢。」原來我們在路上時雲南發生了大地震,這兩天還有餘震,昆明人都在外面搭起帳篷住宿。

  龔爾他們人生地不熟的,露宿也總得有個地方呀。先找到食店,各吃了一碗米線後,東問西問,終於問到了一個旅館搭的帳篷。一溜的草蓆,雜亂的棉被,服務員指了塊三尺來寬的空隙給他們,就是三個人的安身之處了。季節雖然是深冬,好在昆明四季如春。一帳篷的人都在說地震。三個人都挨擠躺下,尖起耳朵聽。「郵電大樓,才幾秒鐘就沒有了!」「一輛客車,正在開,突然地下裂一個大口,車開進去,就合攏了。」「一個大學的十幾個學生,在那裡實習,一個男的,起來小便,不小心,腳踏在陽溝裡了,他到處找水洗腳,活下來了,其餘的,都埋在了樓裡。」「山形水勢都變了,在外地的人聞訊趕回去,哪裡去找家呀,後邊山跑到對門邊去了。」「說不清死了多少人,幾千幾萬吧。」龔爾聽見那人說到「死」,就想到了自己房間裡的那個「死」字,不由得又想起了母親,不知病好了沒有?一夜不能成眠。

  兩個天津小伙原來和龔爾就熟,經貴陽回天津,那路又不好走,於是一同乘火車到了成都。揮手而別後,龔爾就急如星火的往家裡趕。回到縣城,一見到年邁的父親就問:「媽住在哪個醫院?」父親老眼昏花,還沒有認出面前的小伙子是誰。遲疑的望著他,不好回答。龔爾說:「爸,我是老三呀!」「你怎麼才回來!」父親抓住龔爾的肩說,「你媽元月8號就死了!」龔爾抱緊父親,淚水滾滾湧出。

  龔爾趕到母親的墳前,黃黃的泥土顏色尚新,稀稀疏疏的草芽已經有半寸多長了。

  大家又免不了痛哭一回。龔爾問明了母親逝世的具體時間,是1970年1月8日午後1點16分。他十分駭異,他從夢中驚醒時正好是那天的午後的1點16分。

  龔爾至今仍不相信鬼神,因為那個「死」字,純粹事出偶然,如果真有鬼神示警,示警給他又有什麼意義呢?至於那個夢,他相信事出有因。是不是人在極端痛苦的時候釋放的腦電波可能會對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產生一些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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