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梁啟超 下 文 / 何凌霄
軼事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啟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啟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中國古代的史官為了給後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殺頭：梁啟超毅然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而寫出了揭露竊國大盜恢復封建帝制的《異哉國體問題》。
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出席證婚。梁啟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啟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梁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啟超真誠的寬容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礻見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啟超毅然在《晨報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啟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啟超寫序》，文曰：「蔣百里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啟超閱後大為讚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湧，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作序。」（摘自《應用寫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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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婚姻
家庭
梁啟超祖籍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梁氏的先祖為中原南逃的難民。在梁啟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啟超祖父名鏡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啟超的父親名蓮澗，也是一位秀才，在鄉里教書；梁啟超的母親為趙氏。
梁啟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年（光緒十五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考中了舉人，與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訂婚，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啟超十九歲時入京與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帶了兩位丫環，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啟超為此寫下了《祭梁夫人文》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死在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裡。
梁啟超共有有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梁思順（令嫻893年－1966年），長女，詩詞研究專家。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長子，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其妻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因病早殤。
梁思莊（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
梁思達（1912年－），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從事社會活動。
梁思寧（1916年－2年），四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
梁思禮（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婚戀傳奇
閨中良友李惠仙
年（清光緒十五年），梁啟超17歲。在當時廣東的最高學府學海堂苦讀4年後，他參加了這一年的廣東鄉試，秋闈折桂，榜列八名，成了舉人。
主考官李端棻，愛其年少才高，將堂妹李惠仙許配與他。惠仙比梁啟超長4歲。兩年後，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啟超偕夫人李氏南歸故里。
梁家世代務農，家境並不寬裕，新婚不久的梁啟超夫婦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書室的一個小房間權作新居。廣東的氣候溽熱難當，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適應。這位生於官宦之家、從北京來的大小姐，並沒有嫌棄梁家的貧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華。梁啟超的生母趙太夫人早已仙逝，繼母只比李惠仙大兩歲，李惠仙仍極盡孝道，日夜操勞侍奉，深得梁家喜愛，在鄉里也博得了賢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維新失敗後，慈禧命令兩廣總督捉拿梁啟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門，逃過了一場滅門之災。梁啟超隻身亡命東瀛，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個梁家的支柱。在幾個月內，梁啟超給她寫了六、七封家書，高度讚揚她在清兵抄家時的鎮定表現，鼓勵她堅強地活下去，並告訴她讀書之法、解悶之言，萬種濃情凝於筆端。有一封信這樣寫道：
……南海師來，得詳聞家中近況，並聞卿慷慨從容，詞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
後兩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溫良，又賢慧，不僅在生活上關心照顧著梁啟超和他的家人，在事業上對梁啟超也有不少的幫助。
梁啟超生於廣東，官話說不好，為此曾吃過不少虧。戊戌變法初期，梁啟超已名噪京城，光緒帝久聞其名。但在召見他時，因梁啟超不諳官話，彼此難以交流，光緒帝大為掃興，結果只賞了他個小小的六品銜。這也促使梁啟超痛下決心學好官話。李惠仙自幼長在京城，官話說得自是流利。自她來日本後，梁啟超便請夫人教他學習官話。夫妻二人，婦唱夫隨，不消多時，梁啟超的口語水準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就得心應手了。
梁啟超與李惠仙一向敬愛有加，做了一輩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啟超卻為此悔恨終生。在李惠仙彌留之際，他對大女兒梁思順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順兒啊，我總覺得你媽媽的那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至極始終不忍說，現在忍不住了，說出來想把自己的罪過減輕一點。
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啟超寫下了一篇情文並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
年底，梁啟超應康有為之請，赴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僑商設家宴招待梁啟超，引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糾葛。
梁啟超進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還有一年輕女子。她是僑商的女兒，叫何蕙珍，芳齡二十，從小接受西方教育，16歲便任學校教師，於今已有4年，英文極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參加宴會，由她做梁啟超的翻譯。
賓主落座，何蕙珍便挨著梁啟超坐下，不時有一股淡香飄入梁啟超的心腑。多年來，除了妻子李氏外，他還沒有與一個女子這樣接近過。席間，何小姐頗為活躍，她廣博的學識，不凡的談吐，尤其是她對梁啟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個宴會彷彿成了何小姐與梁啟超的對語，而他們兩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將罷，何小姐又將她在報上替梁啟超辯護的文章原稿拿來給他看，並說：這是我代先生筆戰起草的英文中譯稿，請先生惠存並予指教。接過何小姐的手稿，梁啟超吃了一驚，他多日的疑惑頓時冰釋。原來，梁啟超剛到檀香山時，到處奔走演說。清廷駐檀香山領事館買通了一家當地的英文報紙，不斷寫文章攻擊梁啟超。梁啟超心中不服，苦於不懂英文，不能回擊，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後不久，竟出現一樁怪事，另一家英文報紙上連載為梁啟超辯護的文章，文字清麗，論說精闢。顯然，作者對梁啟超的經歷和著述瞭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終於大白，原來那些為自己辯護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這位華僑小姐之手。
臨別時，何蕙珍含情脈脈言道：「我十分敬愛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願期諸來生，但得先生賜一小像，即遂心願。」
數日後梁啟超踐約將照片贈與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報李，回贈親手織繡的兩把精美小扇。梁此時已墜入情網，幾近癡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來拜訪梁啟超，婉勸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說這樣會給他的事業帶來極大的幫助。梁啟超沉思片刻，隨即言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我敬她愛她，也特別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時我曾與譚嗣同君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說我一顆頭顱早已被清廷懸以十萬之賞，連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連累人家一個好女子呢﹖
又過了數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師宴請梁啟超。席間見到何蕙珍，梁啟超心情極為複雜，不敢觸及敏感話題。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談吐自如。分手之時，何小姐說：「先生他日維新成功後，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創立女學堂之事，請來電召我，我必來。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難道還有比這更直接的表白嗎﹖梁啟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輕輕說了聲「珍重」，便連忙離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內心深處的感情卻不能自欺。這期間，他陸續寫了24首情詩，以記述對何蕙珍的讚美、思念和無奈之情，把對何蕙珍的深深愛慕融入詩篇之中，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
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
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知己總讓卿。
梁啟超不願把這件事繞開自己的結髮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書中，把檀島奇遇說與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費苦心地講述著對何蕙珍的態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萬萬有所不可的決定。李惠仙讀了梁啟超的信，自然氣惱，她給梁啟超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說：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從一而終，如果真的喜歡何蕙珍，我準備稟告父親大人為你做主，成全你們；如真的像你來信中所說的，就把它放在一邊，不要掛在心上，保重身體要緊。
李惠仙要把問題交給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去處理，因為她知道梁父是決不會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舉讓梁啟超著了慌，他急忙覆信，求妻子手下留情，並再三向夫人表白，對何蕙珍已「一言決絕，以妹視之」。信中說：
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累我挨罵矣；即不挨罵，亦累老人生氣。若未寄稟，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過感彼誠心，餘情繾綣，故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結耳。以理以勢論之，豈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為眾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梁啟超最終以理智鎖住情感，結束了這場苦戀。促使他做出這種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形勢急劇惡化，鬥爭十分殘酷，他已沒有時間沉溺於兒女私情。
後來，在梁啟超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又從檀島來北京，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啟超只在總長的客廳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後，何蕙珍也從檀島趕來，但梁啟超仍然婉辭。
梁啟超的這一做法，對何蕙珍來說似乎有點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也責備梁啟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吃。
妾培育9名子女成材
據《革命逸史》所記，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還帶來了兩名丫環，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聽使喚，不久便被梁家趕出了家門。而王桂荃則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
對於這樁婚事，大概是考慮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張，梁啟超從不張揚，盡量諱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時，梁啟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稱。
但是，梁啟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惠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後來回憶他小時候的一件事時說，有一次他考試成績不好，李惠仙氣急了，用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抽他。王桂荃嚇壞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裏，用身子護著他。當時李惠仙還在火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過後，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很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
在複雜的政治激流中，梁啟超的思想經歷了巨大的轉變，他頭腦中描繪的政治藍圖也由君主立憲制完全轉變為民主共和制年袁世凱復辟後，他又站出來反對帝制。梁啟超始終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終無後顧之憂的，則是在他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兩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啟超去世後，留給了王桂荃9個孩子。
在這之後的歲月裏，王桂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們從王桂荃的身上學得了更多的勤奮。梁氏的9個子女多從事科學工作，並湧現出三位院士：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在1948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首屆院士，航太專家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她是中國尋常女性的縮影，但她又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女人。
「文革」後，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啟超與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樑之材的平凡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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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評價
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瞭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啟超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吳其昌對梁啟超的評價：
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啟超勝利出版社，1944年版），對梁啟超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他所創立的「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對梁啟超的評價：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裡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1935年版，第50頁）在對梁啟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第53~54頁）
陳鵬鳴：《梁啟超學術思想評傳》第292頁）
吳澤對梁啟超的評價：
吳澤於1948年出版《康有為與梁啟超，吳澤先生寫作此書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義，論證改良主義在中國必然失敗的命運，為康、梁祭，為今人惕。作者在書中說：「時異境遷，遠非昔比，人民已經起來，民主自由，已成時代主流，歷史洪濤，革命形勢，無可抗拒，人民時代，民主世紀，哪裡還容孤臣孽子們侈談『維新』、『變法』，**『擁光緒』、『保大清『的一套？」（《康有為與梁啟超》上海華夏書店1948年版，第5頁）因此，作者在本書重點論述了梁啟超的政治活動，對於他的學術思想則很少提及，故導致對他的評價較低：「梁啟超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學者、政治家，實實在在說，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義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動，而這種政治活動，三十年來，一貫站在**反革命的反動立場，辛亥革命前**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後，**反革命，所以『擁袁』、『護閥』，圖謀維持封建統治。」（吳澤：《康有為與梁啟超》第180頁）
同，第292~293頁）
王介平對梁啟超的評價：
王介平在《論改良主義者梁啟超》的長文裡對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從學康有為到戊戌政變（189898），梁啟超並沒有異於康有為的理論和主張，但因其善於為文，對於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界和知識青年產生了極大的啟蒙作用。第二階段從逃亡日本到與革命派論戰（1898~1905），梁啟超由斥後保皇轉而反對革命。第三階段從論戰失敗到辛亥革命（199，政治上他更加墮落，並公開抵制資產階級革命。第四階段從辛亥革命後回國到第一次大革命後梁啟超之死（1912~1929），他逐漸成為地主買辦集團的骨幹分子，政治思想更趨反動。作者還分析了梁啟超思想上的矛盾、錯誤和多變的原因，認為這「正是帝國主義階段半殖民地的中國改良主義遭到破產時走投無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階級部分力量向資產階級轉化而遭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革命力量錯綜複雜的打擊之後，無所憑依的彷徨情緒的反映。」
王介平：《論改良主義者梁啟超》，《中國近代思想家研究論文選》，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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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梁啟超的兩次被「掌摑」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詁經精舍裡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專治樸學（俞樾即後來著名學者俞平伯的祖父）年甲午中日戰爭的炮聲把年輕的章太炎從故紙堆中驚醒。同年「公車上書」的導演康有為因之竄紅。次年激進的章太炎就從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錢要求加入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在上海期間，他認識了很多維新界的人，如譚嗣同，唐才常，並有幸結識了康門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後來跟他鬧得不可開交的梁啟超。
擅長筆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啟超主持的維新派報紙《時務報》中擔任編輯。但是不久因章太炎發表了多篇反滿清的文章，梁啟超秉承師意拒不發表，章對此不悅，後因對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發衝突，因康有為自視甚高，將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長素，也就是長於孔子，他門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賜、勝參等，自稱水平超過顏回、曾參，章太炎看不過去，一日飲酒數杯對眾人稱，「所謂長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虜」，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門人發生肢體衝突，梁啟超率數人至章處問罪，章太炎一時怒起，以掌摑梁啟超兩記，眾人扭打因之決裂。
次梁啟超追隨康有為逃日本避難，恰孫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為滿清壓迫，經此慘禍當能自省，乃請人約見。但康有為等人卻堅持以「大清子民」為念，要死保光緒帝，將孫中山看作是亂黨，拒絕合作，但隨著孫中山的反滿主張在日本華人中影響日益壯大，康為拉攏孫中山的部下派梁啟超等人前去協商合作，但梁等人竟無恥地要求孫中山放棄原來主張加入他們所謂的勤王運動，梁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誆騙到他們的巢**，忽然擺出香案祭出所謂光緒的衣帶詔要孫中山等人叩拜，孫當然拒絕，梁卻指使眾人不讓他們走，陳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啟超的衣領輪起左臂就是一記耳光，打得梁踉蹌幾步幾乎摔倒，接著一腳踢翻香案扯碎衣帶，曰「我乃堂堂炎黃子孫，豈做奴才拜此小丑，爾輩甘為滿洲奴者，可鄙！」嚇得康黨眾人皆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