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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的史學巨著——《史記》，不但在中國史學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開創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為我國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豐碑。近人梁啟超稱讚這部巨著是「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司馬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今陝西韓城縣西南），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父親司馬談，為漢武帝的太史令。司馬談崇尚道家，曾以黃老學說為主，寫成《論六家要旨》，對儒、墨、名、法、陰陽、道等各家學說，進行過批判和總結。這種家學傳統，對司馬遷影響很大。

    司馬遷青少年時，向當時的古文學家孔安國學過《古文尚書》，向今文學家董仲舒學過《春秋》公羊學。他涉獵的範圍很廣，使他積累了豐富的文化知識，終於精通天文曆法、史學、儒學等各家學說。

    司馬遷在他父親死後的第三年（漢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繼任父職，成為漢武帝的太史令，時年38歲。這樣，使他有機會閱讀宮廷圖書館中大量的文獻典籍。與此同時，在司馬遷的主持下，於元鼎元年（前116年）冬製成新歷——《太初歷》。同年，司馬遷開始撰寫巨著——《史記》。天漢二年（前99年），因司馬遷為李陵投降匈奴事進行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下獄受了腐（宮）刑。

    大約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馬遷忍受宮刑這一奇恥大辱，以堅韌不拔的精神，最後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這部不朽的巨著，司馬遷前後用了大約18年的時間。但當時並未刊行。直至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才把它整理問世。司馬遷出獄後任中書令。司馬遷死於何時？很難確知，有人認為大約死於漢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歲。這部巨著問世之後，當時人稱為《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甚至叫《太史公》。

    「史記」一詞，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稱，並不是司馬遷的原名。

    《史記》名稱的出現，大概是到了魏晉期間。

    司馬遷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在於他開創了一種新的歷史學的編纂方法，它就是後世史學家所稱譽的「紀傳體」。它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5種體例組成。

    「本紀」按編年記載歷代帝王的興衰和重大歷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後的順序，記載重要的歷史大事；「書」記載各種典章制度的演變，以及天文曆法等；「世家」記載自周以來開國傳世的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跡；「列傳」記載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人物事跡，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遊俠、刺客、名醫、日者、龜策、商人的傳記。《史記》中還記載了朝鮮、大宛、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歷史，這些記載是研究亞洲這些地區和國家初期歷史極重要的材料。

    《史記》全書130篇，由本紀12篇、表10篇、書8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組成，計526500字。它記載上起黃帝軒轅氏，下迄漢武帝天漢年間，共記述了近3000年的歷史。

    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少數民族和外國歷史等豐富的內容。可見，它是百科全書式的通史。

    自從司馬遷創立紀傳體之後，這種體例被歷代史家所沿用，總體不變，只是例目有所增減，或例目的名稱稍有不同而已。這樣，紀傳體便成為我國古代主要的史學體例之一。鄭樵在其《通志》中稱讚《史記》的影響時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司馬遷偉大的歷史功績之二，在於他具有進步的歷史觀。

    《史記》中，歌頌什麼，反對什麼，態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專制的殘暴統治，歌頌人民的反抗鬥爭，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對於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司馬遷是歌頌的，因此在《史記》中，把陳勝、吳廣兩人的事跡列入「世家」，而且將陳勝比作湯、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歷史功績。又如，他也盡力描寫推翻暴秦的項羽的英雄氣概來和狡詐的劉邦作鮮明的對比，而且把項羽的事跡列入「本紀」，不因項羽失敗而抹煞他的歷史地位。除此，司馬遷還表彰了為國捐軀的刺客，敢於和暴力對抗的俠客。相反，對於漢武帝的封建專制統治，司馬遷則予以揭露。揭露漢武帝的殘暴虛偽，奢侈縱慾。《封禪書》所記漢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傳》所記酷吏，則絕大部分是漢武帝時的官吏。如司馬遷用諷刺的文辭，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張湯等酷吏的凶殘和奸詐，活龍活現。

    司馬遷不但承認歷史是發展變化的，而且還試圖從歷史生活現象中，去尋求歷史變化的原因。如他寫《平准書》時曾說過：「作《平准書》，以觀事變」。這篇《平准書》先記漢初生產恢復和發展的情況，後述由於漢武帝擁有漢初積累的雄厚經濟實力，引起了他的內外政策的變化，尤其是連年用兵的問題，其結果使財政困難，經濟破壞，由此而引起了漢武帝時期政治上的變化，等等。《史記》中充分體現司馬遷重視經濟的篇章有：《八書》中有兩篇：《河渠書》記載夏禹以來的水利工作；《平准書》記載各地區的經濟情況。除此之外，《貨殖列傳》還記載一些發財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輩。可以這樣說，司馬遷為中國史學樹立了重視經濟活動的優良傳統。

    司馬遷不但是中國史學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史記》和希臘史學名著相比較，它的特點在於全面性，尤其是對於生產活動、學術思想和普通人在歷史上的地位的重視。而與司馬遷同時代的希臘歷史學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戰爭上面，或重視政治軍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臘思想家科學家如亞里士多德，也沒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經濟生活的問題。我國正史中多數有《食貨志》，政書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貨部分列為全書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史料，這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而這個傳統是司馬遷創立的。

    《史記》既是一部紀傳史，又是一部傳記文學集，其影響所及，已經遠遠超出中國的範圍。《史記》的部分篇章已譯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記》，成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傑作。

    由於司馬遷受時代的限制，《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循環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並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高祖本紀》帶有「三統循環論」的色彩，以為「三五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繫在一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等等。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到南北朝時，由於經學衰微，玄學佛學繼起，南朝劉宋的裴駰才開始為《史記》作《集解》。隋唐時，又有司馬貞為之作《索隱》，張守節為之作《正義》。北宋以後，在《史記》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後，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述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以及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