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流之我的遊戲規則--玄幻魔法小說網

    第三帝國的意志傳統從世界各民族歷史來看，每個民族在原始時期、即它的童年時代都無法迴避大自然給予的「第一啟蒙教育」，蒙昧時期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啟蒙，他們看到是這樣的一個世界：野獸與野獸之間為生存而互相撕咬、吞噬，人類為了生存也不自覺地加入同獸類的競爭。不管是獸與獸、還是人與獸，競爭搏鬥的結果是強者勝、弱者敗，強者存、弱者亡。森林世界的自然法則就是「弱肉強食」，這一自然法則是如此地天經地義，不以任何動物、人的意志為轉移，同時又如此地殘酷，日耳曼民族所接受的「第一啟蒙教育」正是這一殘酷的大自然賦予森林社會的法則——弱肉強食，這一大自然的烙印在日耳曼民族心靈上銘刻之深，是農耕民族、遊牧民族、航海民族所無法比擬的。只需瀏覽一下近現代史，德意志民族一出現「返祖」現象，弱肉強食的法則便成為這個民族的行動指南。更為驚人的是，這個法則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民族都一視同仁，可謂十分「公正」。希特勒在柏林被攻克前夕曾發佈一項焦土命令，企圖毀滅整個德意志民族，他向戰時生產部長斯佩爾（Speer）闡述的理由是：「如果戰爭失敗，這個民族也將滅亡。……因為這個民族將被證明是軟弱的民族，而未來只屬於強大的東方民族……。」（註：蝽美𣲙威廉。夏伊勒（WillianL。Shirer）著，陳廷佑等譯，董樂山校，《第三帝國的興亡》下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第1507頁。）希特勒遵循的是「森林社會的自然法則」，他的靈魂似乎是原始森林賦予他的。

    既然物競天擇，強者生存，森林中的人類必須同獸類搏鬥，必須戰而勝之，與野獸肉搏的危險遠遠超出擺弄莊稼、放牧草原和駕馭風帆。它們是哺乳動物，具有僅次於人的智慧，某些身體部位的功能比人類還發達。與野獸周旋不僅需要物理意義上的力量，更講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氣、毅力和智慧。對於兇猛動物和群體行動的動物，個人的力量是無能為力的，需要群體的協同一致、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這造就了日耳曼人強烈的集體主義意識和團隊精神。這一切為森林狩獵民族所特有。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原始森林似乎是日耳曼人的天然演兵場，天然軍事訓練基地。他們在同群獸的角逐中完成了戰爭技能的訓練，日耳曼人身材魁梧、行動敏捷、足智多謀，正如西方古典歷史學家認為的那樣：他們是天然的好戰民族、是天生的戰士，這是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民國時大軍事學家蔣百里對世界各民族歷史考察後得出一個結論：「我於世界民族興衰，發見一條根本的原則，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註：蔣百里著，《國防論》，《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書店出版，第3頁。）日耳曼民族屬於第一種情形，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相一致，一旦湧出森林，便把森林中練就的戰爭技能和戰爭藝術靈感一塊帶入世界歷史，高盧人、羅馬人都不是對手，就連橫掃歐亞的阿提拉率領的匈奴人，最終也非其對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首創閃擊戰，就像歷史上他們發明了「斜行陣」一樣。（註：公元1757年，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KarlFredericTheGreat）在魯騰會戰（Leuthenbattle）中，獨創「斜行陣」戰術，以絕對劣勢兵力戰勝了三倍於己的奧地利軍隊，成為歐洲戰爭史上的奇跡之一。）「閃擊」一詞內涵豐富，包括隱蔽性、突然性、猛烈性，概括了朦昧時代原始森林中與野獸作戰的全部戰術精華。他們對迦太基人發明的「坎尼戰」（註：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名將漢尼拔（Hannibal）在坎尼（Cannae）以4萬人圍殲了法羅（C。TerentiusVarro）指揮的羅馬軍團8萬人，成為西方古典軍事藝術的傑作。（詳見阿比安《羅馬史》上卷有關章節。））情有獨鍾，並且擅長此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從法蘭西到俄羅斯、一個包圍圈接一個包圍圈，並在基輔會戰中創下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包圍戰的赫然記錄，彷彿是日耳曼人的祖先們在原始森林裡圍狩場面的重演。

    日耳曼人被認為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精神的民族，歌德在《浮士德》中發現了浮士德獨具的特徵，「他野心勃勃，老是弛騖遠方」。（註：歌德著，董問樵譯，《浮士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6頁。）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一句名言；「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區別，也正在於他的不可抑制的向遠方發展的衝動。」（註：蝽德𣲙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Spengler，Oswald）著，齊世榮等譯，《西方的沒落》上冊，商務印書館，1963年1月第1版，第141頁。）艾米爾。路德維希以其犀利的眼光在其著作《德國人》中指出：「條頓人靈魂深處始終潛伏著一種不安全感。」這給解釋自古至今日耳曼人數次「不可抑制地向遠方發展」，提供了一把鑰匙。幾乎可以斷定，黝黑、陰森、充滿恐怖和殘酷事件的「黑森林」是早期日耳曼人靈魂深處「不安全感」唯一真正的來源。浮士德獨白裡對「煙熏霉腐與人骸獸骨」的厭惡和恐懼，隱隱折射出日耳曼民族潛意識裡對「黑森林」感到不安全和恐怖，這種潛意識按榮格的心理分析理論，將作為一種「集體原始意象」沉澱於日耳曼民族的心靈深處。每當這個民族面臨歷史大動盪時，「不安全感」就會莫名其妙地被放大，導致極端的「尋找安全」的行動。出於逃避恐怖的本能，哥特人、法蘭克人、馬克曼尼人、勃艮第人、蘇維匯入一批又一批地逃離森林，向高盧、羅馬的邊境線蜂擁而來，為擺脫匈奴人帶來的「不安全感」，有的部落竟逃到非洲；到了現代，「不安全感」又在「民族生存空間狹小」刺激下成倍成倍地放大，以致被泰勒稱為「德國民族的共鳴板」（註：蝽英𣲙泰勒著，潘人傑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311頁。）的希特勒為爭取可靠安全的生存空間，不惜將自己國家和整個世界拋入戰火。

    森林，那幾百年幾千年不見天日、光線幽暗晦澀、籠罩在陰森朦朧之中的原始森林，除了培育不安全感外，還哺育著另一種濃烈的感覺，那就是神秘感。日耳曼文化中充滿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神秘感。在他們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貝多芬的交響樂、瓦格納的歌劇裡瀰漫著這種感覺。當朱可失、科涅夫的部隊快攻陷柏林時，希特勒淚流滿面地傾聽著別人為他朗讀《腓特烈大帝傳》，渴望並堅信他和第三帝國能像歷史上腓特烈大帝一樣，會因奇跡的出現而起死回生。曾受過歐洲最著名的大學良好科學熏陶的戈培爾博士，居然從希姆萊無奇不有的檔案中找來兩張星相圖，經反覆研究宣稱：命運將在4月份發生決定性轉折。當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消息傳來時，希特勒認定這是歷史上腓特烈大帝行將失敗時，葉卡捷林娜女皇突然死去的奇跡重演，體現了上蒼的意志。戈培爾甚至聽到了命運女神的翅膀在房間裡顫動的聲音。（註：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下卷，第1516頁。）很難想像，這些迷信、荒誕、神秘程度絲毫不比史前巫師遜色的人們，曾以科學理性的方式制訂出諸如「白色方案」、「黃色計劃」「紅鬍子計劃」等代表當時第一流軍事科學水準的作戰計劃，曾以嚴密的邏輯程序和實驗方法創造了機械化戰爭樣式。事實上，科學理性和神秘宇宙觀奇特地統一在這個民族的身上，科學理性僅僅作為實現本源性質的神秘宇宙觀的工具和手段。所以，神秘感不僅在德意志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音樂家的血管裡流動，也在他們哲學家的思維中蔓延。黑格爾龐大的哲學體系是建立在神秘的「絕對精神」上的。他們的另一位思想怪傑斯賓格勒認為，要真正洞察歷史的奧秘就應遠離理性和科學，借助於神秘莫測的「相術的機智」。（註：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冊，第5頁。）

    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各民族的自我感覺狀態，人們還可發現沒有一個民族像日耳曼人那樣具有如此強烈的種族優越感，甚至連他們的思想家也是如此。比如費希特聲稱：由於語言的純潔，只有在日耳曼民族的影響下，歷史才能展開一個新紀元，這個新紀元將反映宇宙的法則。（註：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卷，第5頁。）黑格爾聲稱：「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是要使絕對的『真理』實現為『自由』無限制的自覺——那個『自由』以它自己的絕對的形式做自己的內容。日耳曼的使命不是別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則的使者。」（註：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12月第1版，第387頁。）斯賓格勒認為：德國民族是西方歷史上最後一個民族，在文明發展內在形式的三個階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後一個偉大的階段。（註：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冊，第226頁。）再加豪。斯。張伯侖（Chamberlain，H。S）這樣一個日耳曼種族優越論的吹鼓手在一旁幫襯，於本世紀初在一個惡魔的引誘下，寫出《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這本書對於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已夠自我膨脹的德意志人和希特勒來說，無疑是一帖迷魂劑。使這一因「純亞利安種」而自命不凡的民族如癡如醉。

    一位西方學者認為，日耳曼民族在種族優越方面表現出現的過分自信，恰恰是因為他們從未有過這種自信。（註：艾米爾。路德維希在他的著作《德國人》中，對日耳曼的民族作了極為精道的分析，並常有出人意料的結論。）筆者以為這種說法缺乏歷史事實依據。如果要尋找日耳曼種族優越感的最初萌芽，似乎也只能到波羅的海沿岸的原始森林裡去尋覓。如果一個社會心理學家走進圖林根森林，體驗一下日耳曼民族祖先們的心境（以全部身心投入體驗），也許不難發現：日耳曼種族優越感萌發於原始森林所培育的「獵人的優越感」，我們可以設想：森林中的日耳曼人憑著自身的力量，成為真正的「森林之王」，面對各類動物，人產生了最初的「類」的優越感。再進一步設想：當兇猛的野獸出現時，擁有家禽和莊稼的農民、擁有金錢財物的商人、擁有知識滿腹經綸的書生首先想到的是躲避或逃跑，只有獵人才會勇敢地亮出獵刀迎上去。只是這種「獵人的優越感」起初是對動物的，以後在其它因素刺激下，逐漸發展成對其他人種了。

    在長期而固定的生存環境中，農民深信：辛勞和汗水是生存的基石；商人懂得：勤勞和販運是生存的源泉；遊牧民深知：不辭辛苦，尋找新草地，生存才能維繫。唯有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大自然教給他們一種經驗、一種信念、甚至是一種真理：只有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用蘊涵智慧的暴力戰勝並征服對手，才能生存。「而且，他們還覺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獲取的東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無能了。」（註：蝽古羅馬𣲙塔西佗著，馬雍、傅正元譯，《日耳曼尼亞志》，商務印書館，1959年9月第1版，第62頁。）這就是森林賦予獵人的、區別於從事農耕、經商、遊牧的人們的生存意識，在這一基礎上，才派生出一系列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他們崇尚暴力，崇拜力量，他們至高無上的神靈是「英雄殿」裡偉大的戰神歐丁（Odin）和狄爾（Tyr），不同與古希臘人把戰神阿瑞斯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他們那令人可畏的尚武精神綿延不絕數千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裡流淌，從野蠻時代流進中世紀，從蠻荒之地流入現代文明的象牙之塔。於是我們看到，德國哲學家在思想聖殿裡，兜售著蒙昧時代原始森林的東西，聽到黑格爾發自象牙之塔的聲音：戰爭是最偉大的純潔劑，戰爭有助於因長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國人民的倫理健康，正如颳風使海洋去除長期平靜所造成的污穢。（註：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卷，第143頁。）

    特萊希克（Treitschke，Heinrichvon）的話也許最能反映日耳曼民族原始尚武精神對現代文明的強勁影響，這位柏林大學的歷史學教授認為：「戰爭不僅僅是一種實際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種理論上的必要，一種邏輯的要求。國家這一概念意味著戰爭的概念，因為國家的本質是權力……要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滅戰爭不僅是一種荒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極其不道德的希望。這將造成人類靈魂的許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縮……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執迷於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為在超然孤立中衰敗而不可救藥地滅亡。」（註：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卷，第144頁。）這段聲音粗聽是來自柏林大學的講台，細聽卻是發自圖林根森林的深處。這是日耳曼思想大師用思辯之錘對他們原始尚武意識進行哲學加工時的鏗鏘之聲。

    大自然給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民族都留下了獨特的印記，並已深深地根植於他們的心靈底層，文明的進步只能將之不斷地淡化，卻難以根除。這些人類童年期的印記在一定的歷史氣候下，或多或少地會顯示出來，只不過這類「返祖」現象塗了幾層文明或時代的色彩而已。日耳曼人在西方歷史上最晚進入文明世界，即斯賓格勒所認為的「西方歷史上最後一個民族」，因而在創造歷史的同時，留下了明顯的森林社會的痕跡。在近現代史上，德意志民族強烈地凸現出其獨特的戰爭價值觀念和戰爭行為，在分析這一現象時，我們似乎不應忘記：他們曾經是森林中的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