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使命=秘密使命--玄幻魔法小說網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尼克松當選為總統。我當時還在巴黎任駐法武官。他當選後不久，我奉命在他出國訪問時給他當翻譯，因為我曾在前幾任總統出訪時擔任過翻譯。

    一九六九年二月初，一個由羅伯特。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以及其他一些人組成的白宮先遣小組抵達巴黎，為總統來訪進行安排。我被指定參與他們的工作，並得知我將在總統出訪期間擔任總統的翻譯。我對此決定感到奇怪，因為我那時的軍銜已經是少將了，作為翻譯，我的身份是稍高了一點兒。

    這是我第一次同這些人見面，我同他們一起與法國當局有關人士共同商議安排總統訪法期間的日程和安全事務。由於我陪同過前幾任總統訪法，他們當中不少人我都認識。

    肯尼迪總統的妹夫施賴弗大使和他們密切配合。這位大使是林頓。約翰遜任命的，但尼克松把他留任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很感興趣地注意到在霍爾德曼與埃利希曼之間似乎並不存在什麼個人之間的競爭。一般說來，據我過去多年的觀察，在其他類似的白宮小組裡都有這種競爭。這個小組在與法國人打交道時，態度堅決，但不盛氣凌人，特別是埃利希曼看起來態度相當從容。我們在巴黎完成任務後，又到布魯塞爾和倫敦去作同樣的安排，然後再乘、機去波恩、柏林和羅馬。先遣小組回到巴黎後就飛回美國。

    羅馬這一站使我們感到有些棘手，因為這裡是將要訪問的兩個政府的所在地，即意大利和梵蒂岡。美國與梵蒂岡教廷之間沒有外交關係，事情會複雜些。然而，艾森豪威爾總統和約翰遜總統過去都曾訪問過梵蒂岡，有前例可循。

    歐洲很急於見見這位新總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要打量打量他，因而在安排日程時沒有碰到真正的困難或複雜的情況。當時決定分兩個階段訪問羅馬。首先訪問意大利政府，到法國去後再回來訪問梵蒂岡。當時講得很清楚，這次訪問結束後，我將返回我的任所，繼續當駐法武官。我曾在前幾屆政府中同先遣小組打過一些交道，雖然人員有所變動，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即想方設法限制別人接近總統，並使盡可能少的外界人士見到總統。他們似乎都認為白宮的權利和權威只有那麼多的量，如果別人插進來，他們的一份就要分掉一些。為了這個緣故，我總是向當地政府聲明，我不是該組的正式成員，總統訪問結束後，我就要回到我原來的工作崗位上去。我這樣一說總是使與我一起工作的先遣小組明顯地鬆一口氣。我常常精心地指出，「他們」是從白宮來的，而我是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常設小組、從駐巴黎使館或是從我當時工作的什麼單位來的。事實上，在我整個的經歷中，我只在白宮裡工作過一次，那是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在杜魯門總統手下工作。我這個策略很成功，使我避免了許多摩擦。但有一次沒有起作用，那是在塞林傑和奧唐奈到巴黎來為肯尼迪總統安排訪問事宜那一次。他們所看到的是我曾為艾森豪威爾總統工作過，卻忘記了我也曾為杜魯門總統和哈里曼先生工作過。

    和往常一樣，一個首要的問題是特工人員出入當地國家元首的住宅問題。由於關係友好，這個問題也好解決。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五日，我飛回華盛頓去與總統一行會合。二月十七日我到沃爾特。裡德陸軍醫院去看望前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他還是那樣熱情和精神愉快，儘管他的身上已插上一架控制心臟跳動的起搏器。二月二十日，我到白宮去見尼克松先生時，談論到他即將會見的某些人物的情況。我告訴他我對這些人的印象，以及他們可能會向他提出的問題。他對於他任職期間的工作，有許多計劃，如：創造一種有可能同蘇聯人對話的氣氛，採取某些主動措施，鬆動一下同中國共產黨人的關係，尋求一個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而又不拋棄我們盟國的辦法。我後來參加了後面兩項工作。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我乘直升飛機從白宮草坪起飛，到離華盛頓不遠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再從那裡乘「空軍一號」飛機到布魯塞爾。我們這次航行很平穩，順利地到達了比利時首都。我曾對尼克松先生說過，博杜安國王講一口非常漂亮的英語，他在與這位比利時國王交談時，不需要我作翻譯。我們到達布魯塞爾時，博杜安國王用英語致歡迎詞，這樣他就不必同時用法語和荷蘭語這兩種比利時官方語言來致詞了。

    尼克松先生及其一行在希爾頓旅館下榻。這種做法，顯然是違反由東道國提供的住所下榻的慣例。尼克松先生與加斯東。伊斯更斯首相進行了會談。伊斯更斯首相曾上過美國大學，英語講得很流利。然而我還是在場，事後還寫了與比利時首相會談的備忘錄。

    在與皮埃爾。阿麥爾外交大臣會見時，我擔任翻譯。博杜安國王和法比拉王后在王宮為總統舉辦了國宴。我當時知道這位王后是西班牙血統，會講法語和荷蘭語，但完全沒有料到她還精通英語。她非常迷人，很有風度，她的一言一行都很得體，恰到好處，完全符合一個王后的身份。宴會前，我們站在一個大接待廳裡談話。國王問我在哪裡學的法語，我告訴他我小時候從十歲到十六歲，曾在法國居住過十年。這時，從大門口到宴會廳站了一排人迎接來賓，所有來賓都正式被介紹給比利時國王夫婦和美國總統。由於比利時有使用兩種語言的特點，所以介紹每個客人時都使用他（或她）自己的語言。例如，有人用法語介紹外交大臣時，我即向總統耳語翻譯，因為我就站在總統身後。而介紹外交部秘書長時用的是荷蘭語，我也小聲地翻譯給尼克松先生聽。博杜安國王以驚奇的目光看著我，並用荷蘭語對我說：「將軍，你還能用荷蘭語翻譯嗎？」我用荷蘭語回答說，我的荷蘭語不如法語好，但是在這種場合還能對付。他對總統說，他過去還沒有遇見過會講荷蘭語的美國將級軍官。這是一次盛大的宴會，氣氛也非常活躍。我們同比利時人之間沒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或者糾紛。尼克松先生對國王說，這是他第一次訪問比利時。在過去，他總是被派到要解決問題的地方去，因為我們同比利時之間沒有發生過什麼問題，所以他以前從未到過比利時。

    總統在比利時無名烈士墓前獻了花圈，並訪問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兩個組織的總部都設在布魯塞爾。總統在這兩個組織都發表了演說，闡明美國政府對它們的政策。後來，我們離開布魯塞爾到英國。飛往倫敦的途中很順利，英國人在倫敦的歡迎很熱烈。在英國的正式日程中，我沒有什麼任務，也就是說我可以抽出些時間去看看朋友，或買些東西。第二天我們乘飛機到德國，總統又受到德國人的熱烈歡迎。

    德國一直非常關注美國對德國以及對保衛德國故都柏林所承擔的義務是否有所削弱的跡象。總統的日程包括訪問柏林，所以他們大為放心。

    在這以前，我一直盡量避免擔任高級談判的德文翻譯。我德語說得相當流利，但是我認為我不能像講其它我諳熟的語言那樣理解和轉達德文語意上的各種細微的差異。我從來沒有在德國生活過或任過職。因此，如果要我為一位非常高級的官員當翻譯，我自己也不能完全放心；因為我對這一語言不能運用自如，很可能引起誤解。我從來沒有拒絕為一般性談話當翻譯，在這次訪問中，情況迫使我撇開了這條原則。

    德國當時是由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聯合執政。基督教民主黨人庫爾特。基辛格博士任總理，社會民主黨人維利。勃蘭特任副總理。總統拜會了德國總統和外長，並舉行了一次時間很長的記者招待會，這次招待會不是我當翻譯。會見後，總理在他萊茵河畔的官邸舉行午宴。我注意到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總統這次訪問期間，盡量避免講德語，只有兩次主要的會談場合是例外。午宴後，總理用德語向總統進行了一次長篇的、很幽默的、有時又很動感情的講話。他講話一結束，大家都四處觀望，尋找譯員把這篇講話譯成英語，但譯員不在場，因此，德國駐美大使羅爾夫。保爾斯說他願意試試用英語重複總理剛才的講話。他剛譯了幾句，那位能講一點英語的總理就打斷他說：「不對，不對，我剛才沒這麼說。」當時引起了一些混亂。我問總理他是否允許我試一試。他同意了，我就開始把他的話譯成英語。我一邊譯，一邊注意觀察總理的表情，我看到他連連點頭表示讚許，我想我譯的大概沒有問題。他講話中說尼克松先生的職務由第二號人物一躍而成為頭號人物，這使他有些擔心。他生怕這種情況也在德國發生。他說這話的時候對副總理看了一眼。大家都笑了，勃蘭特也笑了，勃蘭特後來也確實當了總理。宴會後，尼克松先生問我為什麼總是說不願翻譯德文，我解釋說在這樣高級的談話中，一個小錯誤，或者一句話說走了嘴都會引起嚴重的問題。再沒有比看一個議員試圖做他實際能力達不到的事情更痛苦的了，我不希望我處於那種境地。

    在赴柏林的途中，有人告訴尼克松先生說前方天氣不好，駐柏林的美國陸軍衛戍部隊將在滕珀爾霍夫機場集合接受檢閱，總統可以坐著吉普車通過隊列。尼克松先生說他寧願步行，人們又告訴他可能有雨。他說，「如果下雨的話，我願和士兵一樣淋濕。」

    後來雨沒有下，他步行走過了整個隊列。經常受到威脅的柏林人對能見到美國總統，並聽他重申美國對該城市所承擔的義務，感到非常高興。我們在夏洛滕堡宮與市長共進午餐，總統還參觀了那堵將該城分成東西兩邊的臭名昭著的柏林牆。那天下午我們離開了人數眾多的、心情愉快的柏林人，然後啟程飛往意大利。

    在飛往羅馬途中，一路都很平安。瑞士人和奧地利人都為載有總統的美國空軍飛機發了特別飛行許可證，准許該機飛越他們的中立地區。到羅馬機場後，我翻譯了歡迎詞和總統的答詞。然後我們乘車通過人數不多、但態度友好的人群進入羅馬市。離高裡塞１不遠的地方，我們碰到了共產黨搞的小型示威。我們驅車到寬廣的奎裡納爾宮，準備在此下榻。這幢樓一度是教皇、後來又是意大利歷代國王的住所，現在是共和國總統的官邸。這個建築產分宏偉，我站在裡面感到不知往哪裡走是好。總統與意大利政府領導人和非官方人士會面時，我都在場，而且擔任了翻譯。有一次，薩拉蓋特總統在回答尼克松先生關於意大利共產黨到底真正忠於誰的問題時，闡明瞭這樣一個看法，即共產黨人忠於莫斯科和世界共產主義的利益的程度，超過他們對純屬意大利人利益的忠誠。薩拉蓋特總統竭力宣揚歐洲的統一，並且希望歐洲人在這一方面能得到友好的美國的支持。

    總統向他保證，他一定會支持他們。接著，薩拉蓋特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在希特勒掌權之前，他曾在德國訪問一個當時的工會領袖。那時，薩拉蓋特是在墨索里尼統治下被意大利放逐的一個流亡者。這個德國人訓斥薩拉蓋特說，意大利人沒有起來捍衛自己的自由和反對獨裁，而這種情況在德國是決不會發生的。接著薩拉蓋特說：「很多年以後，我前往巴黎訪問，那時我已是意大利總統。我在拉雪茲公墓那位德國工會領袖的墓前獻了花圈，這個工會領袖是從希特勒德國逃亡出來後在巴黎去世的。」尼克松總統對薩拉蓋特談到了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的重要性，並且要求意大利對美國為確保和平，可能在必要時進行一些雙邊會談予以諒解。他向意大利領導人保證，他將定期與他們協商，並隨時向他們通報情況。

    １高裡塞（Coloseum），是公元一世紀蒂都斯皇帝修建的大鬥獸場。

    隨後我們飛往巴黎去訪問戴高樂將軍。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已經向報界分發了尼克松先生準備在奧利機場發表的講話稿。我們的飛機著陸時，戴高樂將軍前來迎接，他和往常一樣，神態嚴肅，器宇軒昂。可是在他對總統致的歡迎詞中談到尼克松先生的時候，卻異乎尋常地非常熱情和友好。他說：「我們對閣下來訪感到高興和榮幸，因為我國人民對美國人民剛剛選出來管理他們事務的政治家十分尊敬，除了這種尊敬之外，還有我與閣下的長遠和久經考驗的友誼。」尼克松總統聽了戴高樂的發言，非常激動，小聲對我說，不要管那篇已向報界散發的發言稿，他要說些另外的話。他然後就以他個人對戴高樂將軍的高度熱情和崇敬心情發表講話。後來，一個事先拿到散發的發言稿的人說我篡改了總統的發言。我說不論他拿到的發言稿上寫了些什麼，我翻譯的就是總統實際上講的話。儘管與戴高樂將軍和他的部長們的會談沒有什麼驚人的突破，但是會談進行得很好，法美關係中增添了新的熱烈氣氛。戴高樂在凡爾賽的特裡亞農宮接待了尼克松先生。他在評論特裡亞農的庭園時說：「如果我們從前沒有那些國王；共和國又如何能接待它的客人呢？」

    在美國使館為戴高樂將軍舉行的招待會上，尼克松先生熱情地談到，上一次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盛會，當時年輕而孚眾望的約翰。肯尼迪總統曾為法國總統舉行了一次類似的招待會。施賴弗大使夫人是肯尼迪的妹妹，她聽到這話後很激動。尼克松先生在巴黎期間還會見了許多法國政界人士和商界領袖。他在凱旋門無名烈士墓前獻了花圈，在回愛麗捨宮的途中，還多次停車與聚集在那裡歡迎他的群眾握手。他回到住所後，發現丟失了一個袖扣，這副袖扣是尼克松夫人在他就職前夕送給他的生日禮物，因而這一丟失似乎使他感到難過。袖扣後來是找到了，並且還給了他。在巴黎時，總統會見了南越的副總統阮高其，那時他正率領代表團在巴黎進行和平談判。我們準備離巴黎回羅馬去見教皇時，戴高樂前來為尼克松先生送行，並說這次訪問無論對兩國關係，還是對總統本人都是一次成功的訪問。

    我們飛越風景幽美的阿爾卑斯山，來到羅馬。我們到達羅馬機場後立刻換乘美國直升飛機到梵蒂岡，並在聖彼得廣場著陸。直升飛機著陸的地點差不多恰好是我在一九四四年羅馬解放那天停放吉普車的地方。總統在機場受到梵蒂岡高級主教們的歡迎，還檢閱了瑞士儀仗隊，儀仗隊身穿的制服是畫家米開朗琪羅設計的。然後，我們被引進教皇的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教皇保羅第六，他的身材比他的幾位前任都小得多。天主教徒接近教皇時，都會產生一種敬畏的心理，我這時也不例外。兩位領導人在憑臨大廣場的教皇辦公室裡會談。加拿大主教卡羅閣下把教皇的話譯成英語，而我則把尼克松先生的話譯成意大利語。

    會談涉及許多內容，有東西方的緊張局勢，中東的敵對行動，以及有必要保證三個大的一神論宗教聖地不受侵犯等問題。他們也談到了歐洲統一的問題，以及遠東，特別是越南問題。教皇熱情支持美國努力拯救南越人民，使之不受共產主義的控制。他對總統說，「你們做得對。你們不能放棄那些基督教徒，否則他們就會被消滅。」後來我經常納悶，為什麼在公開場合他不講這類似的話呢。教皇接著又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局勢表示關切，並指出這兩個國家的情況會對歐洲產生怎樣巨大的影響。他也以關切的心情談到智利的局勢，以及智利日益增長的共產主義力量，這種力量已經滲透到基督教民主運動，甚至滲透到聖地亞哥的天主教大學。他說他有時覺得那裡的天主教大學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他要尼克松先生密切注意那裡的形勢。雙方互贈了禮品，教皇授與我一枚小小的銀質獎章。之後我們就離開了他的辦公室。總統向羅馬的北美學院學生發表了簡短的講話。那是一批在神學院學習、準備擔任神職的研究生。學生向他熱烈歡呼，他說這個學校可能是他可以在學生面前講話而不致發生問題的唯一的一所學校。當然他指的是那些綜合性大學校園裡舉行的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活動。

    尼克松總統從北美學院乘直升飛機到機場，然後啟程回美國。我沒有隨行，而是回我原來在巴黎的工作崗位。哥倫比亞廣播系統委派我的弟弟文森特來羅馬採訪總統訪問的消息，因而我有機會同他一起進行訪問，並到阿弗萊多飯館去吃意大利細麵條。我們一起飛巴黎，我弟弟再從那裡回紐約。

    在離開羅馬之前，我要拜會三位意大利的高級官員，一九六０年至一九六二年我在那裡當武官時同他們有過接觸。一個是當時的國防部長G。安德雷奧蒂，另一個是喬瓦尼。德。羅倫佐將軍。我訪問羅馬時，他是情報機關的頭子，我訪意後不久，德。羅倫佐當上了參謀長，但因與各種各樣的爭論和糾紛有所牽連被撤職了，後來又被選為國會議員。我問使館是否可以去拜會他們，使館沒有表示異議。我和德。羅倫佐將軍通了電話，他派車接我。我們談了些往事，也談了一些現實的問題。我在羅馬任武官期間，他給予我優厚的禮遇，我向他表示了感謝。他看上去還和過去一樣精力充沛。我從他那裡回到旅館時遇到了阿羅依亞將軍，我在意大利任職時他是參謀長，那時已退休，是德。羅倫佐的死敵，我對他們兩人不偏不倚。在我訪問意大利期間，這些人對我都非常禮貌和友好，據我看來，我去拜會他們是應該的。可是我離開意大利不久，意大利的左翼報紙就大肆渲染我去看望德。羅倫佐的消息，並且把這事說成是某種陰謀，也有的說我是在為尼克松傳遞消息，還散佈了不少類似謬論。甚至在國會中也有人提出質問，我對提問的人談了有關我在意大利逗留的情況，說明沒有任何陰謀。但是由於這些報紙有意不提我也見過國防部長安德雷奧蒂和阿羅依亞，我的這次訪問被說成是陰謀活動。美國大使館不能抱怨，因為我去拜會這些人，他們都是同意的。

    我飛回巴黎，又走上我原來的工作崗位。回去不久，就接到一位旅法的葡萄牙工人的電話。他在愛麗捨宮的地上揀到了尼克松先生的袖扣。因為袖扣上刻有總統的印璽，同時報紙上發表過一篇關於遺失袖扣的報道，所以他找了美國大使館。他只會講葡萄牙語，因此，使館人員叫他來找我。我和他見了面，拿回了袖扣，並且造了他一些東西表示謝意。他的名字叫諾夫雷，葡語的意思是「高尚」。我對他說他把袖扣送回來的行動用事實說明了他的為人同他名字一樣高尚。

    一年半之後，到一九七０年九、十月間，我又一次為尼克松總統當翻譯。那次我從巴黎到遠東，參觀大阪世界博覽會後前往西貢，在美軍司令克賴頓。艾布拉姆斯將軍的家裡住了幾天。在那裡我接到通知，要我務必於九月二十七日到巴黎會見基辛格博士，因為他要在那天與北越人會談。會談後我和他一起前往羅馬與總統一行會合，準備在訪問意大利和西班牙期間當總統的翻譯，但我不陪同他去南斯拉夫和訪問地中海第六艦隊。

    我於九月二十六日抵達巴黎，第二天和基辛格博士一起去會見北越人。會談和過去一樣毫無成果，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對我們進行宣傳性的指責。當天下午，我同基辛格博士一起飛羅馬。和往常一樣，我翻譯了總統到達羅馬時的講話。然後我們驅車往奎裡納爾宮會見薩拉蓋特總統。看得出來，他不太高興見我，因為我十八個月前拜訪德。羅倫佐曾引起過一場風波。有一次他曾企圖不讓我參加他和總統的一次會見。他做得很隱蔽，但是我注意到了，他沒有達到目的。薩拉蓋特總統在奎裡納爾宮為尼克松總統舉行了一次豐盛的午宴。兩國首腦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在宴會上，尼克松先生一口氣發表了一段非常長的祝酒詞。當中沒有為翻譯間斷。這段話講了大約七八分鐘，我還是把它翻譯下來了，儘管我沒有做筆記。飯後總統問我那段話是否太長了，我回答說：「不長，先生，但是再長就不行了。」

    正當總統驅車在羅馬大街上行駛時，有一個人突然衝過摩托車警衛隊，一手抓住汽車門，一手搖晃一張紙，跟著汽車跑，顯然想把那張紙交給總統。他絆了一下，摔倒了，我以為他會被壓在車輪下邊，但他爬了起來，繼續跟著汽車跑，那時騎摩托車的警察極力想把他攆走。開始時，總統曾想搖下車窗玻璃，把那張紙接下來，但是窗子打不開。

    後來他又想打開車門，但車門也鎖上了。他隨即說：「誰去把那張紙接過來，不然那個人要摔到汽車底下去了。」那些特工人員不聽，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人是否是刺客。總統隨後大聲說：「見鬼！我是美國的總統，把車停下，打開車門。」

    汽車停了，總統打開車門，接受了那個人的申訴書。人群中爆發出一陣歡呼聲。在他們看來，尼克松先生並不害怕這個有可能是刺客的人。尼克松先生隨即把那份申訴書交給了我，並問：「這上面說些什麼？」這份申訴書是一位退伍軍人寫的，聲稱他沒有得到全部應該得到的待遇。當時國防部長也在我們的車上。我把申訴書內容報告總統之後，總統把申訴書給了他，並且說：「這實際上是要交給你的。」申訴人確實是個意大利的退伍軍人，他要尼克松總統向意大利國防部施加壓力，滿足他的要求。

    我們然後驅車去梵蒂岡拜會教皇保羅第六。總統被引進教皇的私人辦公室，仍然是卡羅大主教閣下擔任教皇的譯員，而由我將總統的話譯成意大利語。這次，教皇又表示關心中東的局勢，並表示希望能夠做出某種安排，使各種宗教信徒都能到他們的聖地去。

    在討論了一些其它的國際問題之後，我們就告辭，總統前往那不勒斯視察第六艦隊。我在羅馬又呆了兩天。這次我比較謹慎，沒有再去拜訪老朋友。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我乘一架班機到馬德里去等候總統來臨。佛朗哥將軍到機場迎接他，照例有歡迎儀式和致詞。我把佛朗哥將軍的話小聲向總統翻譯，在擴音器前將總統的話翻譯成西班牙文。

    總統和佛朗哥將軍乘車經過馬德里繁華地區，沿途聚集了大批熱情的群眾。歡迎的規模沒有歡迎艾森豪威爾將軍時那麼盛大，但卻是尼克松總統兩次訪問歐洲時，歡迎人群最多的一次。ˍ我們驅車到總統下榻的蒙克洛亞賓館。抵達那裡時，由一名年輕西班牙上尉指揮的儀仗隊列隊歡迎。這位上尉手執指揮刀。總統檢閱完儀仗隊後，把手伸向這位年輕的上尉，他顯然很尷尬。隨之他對總統說，他能夠和總統握手是莫大的榮幸，但根據西班牙軍隊的規定，手持指揮刀時，是不准握手的。總統對於他敢於這樣講出來，對於儀仗隊的雄姿都大加稱讚。進入賓館後，總統說，他在馬德里受到如此盛大和熱情的歡迎，感到非常高興。他說：「西班牙人確實是我們的朋友。」稍後，西班牙的年輕王子唐胡安。卡洛斯來訪，並同尼克松先生談話。王子的英語講得很好，所以他們談話時我沒有參加，只是在他來的時候出去迎接，走的時候送他上汽車。後來又有政府首腦卡雷羅。布蘭科海軍上將來訪，他同總統長談時我當翻譯。這位海軍上將後來遭巴斯克恐怖主義分子暗殺。卡雷羅。布蘭科認為共產黨人正在有步驟地通過宣傳破壞西方進行抵抗的意志，並在散佈色情的東西和毒品，以破壞西方的傳統道德。他把當代的道德敗壞情況與羅馬帝國衰亡時的情況相提並論。他說：「那些野蠻人正在城牆外等待著呢。」

    有多次社交活動，西班牙人都安排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場音樂會，演奏用的提琴全都是斯特拉迪瓦裡當年製作的。

    第二天早晨我同總統和總統夫人一道乘車去機場。途中，夫人問我是否有去巴黎和談的任務。我曾經得到指示，要對此事嚴格保密，總統搶在我答話之前換了話題，因此我就沒有必要回答尼克松夫人的問題了。我們先飛倫敦。我乘坐的是後備飛機，非常舒適。總統回美國，我就飛回巴黎，重新當我的駐法武官。

    我另一次陪同尼克松先生出國是去參加戴高樂將軍的葬禮。我們抵達巴黎時發現該市異乎尋常的寂靜和沉默。只聽到電台和電視台播放的哀樂。總統住在大使館，我住在克裡榮飯店。當總統被引進蓬皮杜總統在愛麗捨宮的辦公室時，這位法國總統讚頌了戴高樂將軍，但同時也對他做了一番有趣的分析。蓬皮杜說，戴高樂將軍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任何人，正因為如此，他最後下了台。蓬皮杜自己就是這種不信任的受害者。

    蓬皮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從未見他對別人作出輕率的回答，他總給人以非常自信的感覺。據我看來，他自己的為人似乎就像他說戴高樂那樣，對別人缺乏信任。

    他實際上並不真正喜歡美國人，但是他懂得我們在世界上所代表的力量。他訪問美國時遇到的敵對性示威，曾使他大為震動。他一直沒法理解，如果美國政府真想制止這種示威活動的話，為什麼不加以制止。但是他非常善於利用他曾經受過委曲的地位。他反覆向尼克松總統表示，任何社會，如果不能保衛自己，就不能生存，也不配生存。

    總統同世界各國的領袖們一起在巴黎聖母院參加了悼念戴高樂將軍的彌撒。這是一次給人留下極深印象的儀式。當晚，蓬皮杜舉行小型招待會，宴請參加葬禮的各國代表團。我遇見了英國的查爾斯親王，不同時期的四位首相圍坐在他的四周，他顯得十分從容。葬禮結束後，總統飛回美國，我則留在巴黎繼續履行職務。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我前往大西洋中部參加蓬皮杜、尼克松兩總統在亞速爾群島舉行的會談。我曾多次陪同總統參加與蓬皮杜的會晤，並陪同基辛格博士拜會法國總統。這幾次會談，談的都是非常棘手的財政問題。在法國人看來，這些財政問題似乎往往比政治問題更重要。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同後來繼蓬皮杜任總統的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之間交鋒十分激烈，最後美國終於同意美元貶值。尼克松在與蓬皮杜交談中，非常感興趣地聽著這位法國總統對蘇聯的觀點和人物的評價。蓬皮杜認為，波德戈爾內雖然從理論上說是蘇聯的國家元首，但沒有實權。柯西金很會說話，具有特別強的反德情緒。無疑勃列日涅夫是真正的首領。他曾向蓬皮杜誇耀過他的SS9型導彈，自吹說這種導彈是世界上最大、威力最強的導彈。他認為蘇聯現在同美國談判處於有利地位。蓬皮杜說他不一定同意這些看法，但勃列日涅夫是這樣認為的。這位蘇聯領導人還反覆向法國總統炫耀蘇聯的力量，他說蘇聯要和平，但永遠不會「後退」。蓬皮杜不太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說，蘇聯確實十分關切中國問題。波德戈爾內說過，他認為毛的去世不會改變中蘇之間的關係，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的敵對不會消除。俄國不僅要對付西方，而且還要對付懷有敵意的中國。

    同我過去看到蓬皮杜參加會談時的情況相比，他在亞速爾群島會晤尼克松時，似乎顯得比較緊張。這或許應歸諸於最後致他於死命的疾病已經開始對他襲擊。尼克松對蓬皮杜說了不少恭維話，還說他非常重視法國總統的意見。我不記得蓬皮杜是否曾經也恭維了尼克松。經常跟隨蓬皮杜的是他的一位很出色的能夠講三國語言的翻譯安德羅尼科夫親王。這位親王除法語外，還能完全掌握英俄兩種語言，而且對於所談的問題十分熟悉，並具有驚人的記憶力。

    我還兩次陪同基辛格去見蓬皮杜。我必須承認，亨利對於複雜的經濟事務幾乎同政治問題一樣熟悉和在行。會晤前他總是把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十二月十三日晚，葡萄牙總理馬爾塞洛。卡埃塔諾在安格拉杜伊魯伊茲穆請吃了一頓十分豐盛的晚餐。蓬皮杜發現我還能講葡萄牙語，能把祝酒詞譯成葡文、法文和英文三種文字，表示十分驚訝。他事先一定忘了看關干我的材料，法國情報當局肯定給過他這種材料。十四日會議結束後，我飛回華盛頓去整理我參加過的歷次談話的備忘錄。在華盛頓期間，總統接見巴西總統埃米略。梅迪西時，我曾為他翻譯。就是在這次接見時，我知道我將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因此我就回巴黎去辦理我調回華盛頓工作之前的未了事宜。我在國外已呆了十二年，雖然曾多次返回美國，但實際上我從一九六０年起一直派駐國外工作。

    我再次陪同尼克松總統出國訪問，那是去參加蓬皮杜總統的葬禮。這一次葬禮在許多方面幾乎是戴高樂葬禮的重演。蓬皮杜非常英勇，直到他臨去世那天早晨還在辦公室工作。

    當時水門事件正達到高潮，總統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緊張。他這次仍住在巴黎大使館官邸，並步行一百五十碼到愛麗捨宮去拜會法國代總統阿蘭。波埃。他走過聖奧諾雷區時，那裡站滿了群眾，他們都對他十分友好，這顯然使他精神為之一振。後來他出席了波埃為前來參加葬禮的各國代表團團長舉行的招待會。他同許多國家的元首進行了長談。

    。當他見到摩洛哥王儲時，他讚揚說王儲是一位偉大國王的兒子，將來王儲本人也要成為偉大的國玉。如果說摩洛哥人聽了很高興，那並非言過其實。他還同墨西哥外長拉瓦薩談了一會兒，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插進來說：「他是你南面的鄰居。」後來瑞典的首相奧洛夫。帕爾梅也向總統的跟前擠。他過去曾把尼克松先生在越南問題上的作為和阿道夫。希特勒當年的作為相比。當我告訴尼克松先生說這位首相正在向他走過來時，他在嗓子裡做出一種狺狺的聲音作為對我的回答。接著瑞典大使對我說，瑞典首相想見總統。

    瑞典大使是我在巴黎工作時認識的。使我大為詫異的是尼克松先生對瑞典首相居然十分親切。次日，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尼克松先生飛返華盛頓，這是他辭職之前的最後一次出國旅行。

    尼克松總統很喜歡這幾次出訪，以及與外國領導人的接觸。他認為這種接觸有很多好處，如果領導人之間建立了個人關係，那麼當一方採取了某種行動，另一方不大可能作出魯莽的反應。他覺得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幹得最漂亮。而他的這種感覺是對的。如果他在國內事務上也能做出同樣好的判斷，那麼國家就不會發生水門事件這種悲劇了。

    一九七０年六月發生了一件很怪的事情，當時我已回華盛頓。我去見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辦公室裡，有人通知我說總統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先生要見我。我真想不出他究竟要同我談什麼問題。我到他的辦公室之後，他告訴我說，尼克松對於我有本事不記任何筆記而整理出詳盡的備忘錄，印象根深刻。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回白宮，而且出席總統參加的各種會議，不僅為了陪同接見外賓，還要記錄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把本屆政府的歷史寫下來。我口答說，給我提供這樣一個職務我很感激，但我對於這一項工作實在不感興趣。如果真要命令我去於，那我就請求退休。他對於我沒有欣然接受這職務，似乎很驚奇。後來我把這次談話情況報告了基辛格，他只是搖搖頭，沒有發表意見。

    我相信在我同霍爾德曼進行那次談話之後不久，白宮開始安置了錄音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