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使命=秘密使命--玄幻魔法小說網

    ——為重建歐洲而工作六年戰爭使整個歐洲陷於癱瘓。德國的長期佔領，盟軍的轟炸和解放前夕的激戰，幾乎把這個大陸摧毀殆盡。一九四八年，籠罩著歐洲的氣氛只是一片絕望。歷屆政府接踵倒台，持續不斷幾個嚴冬，特別是歐洲人深感不能從這個泥潭中自拔的心情，嚴重地動搖了歐洲各國人民復興本國的決心。

    歐洲工業設施被摧毀，大批熟練工人由於戰爭而四處分散；經歷了六年緊張的戰時生產，機器設備已經破料不過，而且缺乏零件；所有這些問題使歐洲各國無法自行補充機床，更新設施或生產足夠的商品來償付恢復工業所需要的原料。可以作為新的投資或用以重建工廠的資金少得可憐。大部分歐洲貨幣不是不能兌換，就是按完全不合理的匯率兌換。對貨幣流通實行財政限制的情況幾乎普遍存在。各國都企圖關起門來自己搞建設，對於鄰國在幹些什麼都不很關心。戰爭已結束三年，食物還幾乎到處都實行配給。

    由於交通中斷和分配製度失靈，農業機械化不足和肥料短缺，歐洲各國經濟的生產率普遍下降。

    美國一直以某種權宜的和紊亂的方式，直接或通過國際組織向歐洲提供食品、貨物和金錢。在許多國家裡，普遍存在的經濟困難還引起一系列政治問題。在希臘，共產黨人曾企圖用武力奪取政權，建立一個共產黨政府。希臘共產黨這一企圖，得到了鄰近共產主義國家的支持。土耳其受到龐大鄰國蘇聯的巨大壓力，任他們在領土方面作出讓步，並對蘇採取更友好的態度。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根據遏制蘇聯擴張的政策，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了一項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方案。這兩個國家既受到某種形式的軍事壓力，又面臨很多經濟上的困難。兩黨對杜魯門總統這一方案的支持確保了它獲得國會的批准。當時在美國，人們普遍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人類自由不僅受到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威脅，而且還受到軍事威脅。美國政府內部還從那個方案得出這樣一種看法，即：如果歐洲要想復興，就必須建立在一個宏大規劃的基礎上，這個規劃要使歐洲各國更加團結，在美國密切配合下為其共同利益而努力奮鬥。

    一九四七年，由馬歇爾將軍首先在哈佛大學一次演講中，提出了這個以後用他的姓氏命名的計劃。該計劃為美國和那些願意參加制訂一項援助計劃的歐洲國家，提供了一個廣泛合作的組織基礎，通過這項援助計劃，可以使我們的歐洲夥伴得以復興和自立。

    歐洲自由國家熱烈地歡迎這個主張。蘇聯則阻止其盟國參加。為配合美國的歐洲復興計劃工作，成立了一個歐洲國家組織。美國在巴黎設立了一個總辦事處，同歐洲國家一起來制定執行方案和分配美援。美國前駐蘇、駐英大使、前商務部長艾夫裡爾。哈里曼被任命為該辦事處主任。他要求把我派到他那裡去工作，我就被派去後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活動即將展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國家，即美國，去資助它的競爭者，回過頭來再同它競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開始奉命執行馬歇爾計劃。

    當我到達華盛頓時，我發現沒有必要匆匆忙忙離開里約熱內盧。事實上，我是被安排搭乘賈勒特。赫德爾斯頓號軍艦赴歐洲。該艦原定十一天到達不來梅港，由於海上遇到風浪，十五天才到。到了不來梅，只見碼頭附近，乃至整個城市，到處滿目瘡痍，這使我感到非常吃驚。戰爭好像不是三年以前，而是前一天剛結束似的。我乘北方特別快車到巴黎，這是當時在歐洲很少幾列國際列車之一。到了巴黎，在找到住處以前，我一直住在香榭麗捨大街附近的加利福尼亞飯店。

    到了巴黎，我就向哈里曼先生和我新的頂頭上司陸軍中校查爾斯。博尼斯蒂爾報到。

    查爾斯是無任所陸軍武官。我們的辦公室都在協和廣場塔萊朗飯店的二層樓上。這是一座在某種意義上同廣場那邊的美國大使館對稱的樓房。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樓房過去是那位著名的法國外交部長塔萊朗的住宅，當時用來作為美國在歐洲執行復興計劃的總部，直到很多年以後，美國駐巴黎總領館接收過去充當館址。至今它仍歸總領館使用。

    接著，我著手找一套住房，終於在拉納大街找到一套很精緻小巧的公寓，從這裡可以俯瞰布洛尼公園。有了住所，我就返回不來梅去取汽車，把它開到巴黎。一九四八年七月那段漫長的炎夏日子裡，我看到歐洲依然處於癱瘓狀態。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衝擊仍然到處可見。僅有的一線光明就是美國明確表示，它決心要幫助歐洲朋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復他們的經濟，使之穩定，並協助歐洲朋友為他們本國人民提供一個比共產主義所許諾的一切東西都好的自由生活。我曾在許多非軍事性的活動方面為哈里曼先生效勞。

    常常同他一起進行廣泛的旅行，走遍了所有的馬歇爾計劃國家。在他同各國政治和勞工領袖以及金融專家或其他高級人士會談時，我經常當他的翻譯。這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常受教益、感興趣和有收穫的閱歷。它開闊了我的視野，並使我得以接觸世界各國經濟、社會和金融等以前幾乎沒有接觸過的問題。有時搞得我很緊張，因為我必須翻譯某些比較複雜、而我並不完全理解的金融或貨幣兌換等問題，而要把你自己不明白的東西恰如其份地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是不大可能的。許多人認為搞這種翻譯是一項單純而機械的工作。如果你對某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掌握和理解，那麼要用另一種語言來轉達是辦不到的。廣泛的旅行使我有可能在德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法國和意大利等實際上所有西歐各國，親眼目睹了那些戰痕纍纍的斷垣殘壁。我看到許多城市依然是一片廢墟，好多工廠不開工，寂靜無聲，機器有的已被毀壞，有的已不知去向。巴黎這個不夜城，由於沒有原料，又搞不到石油產品，晚上一片漆黑。路燈只開一半，而且光線微弱。所有的商店櫥窗戲劇院大門都不見燈光。但比利時的情況要好得多。有一次，我臨時開車到布魯塞爾去，越過邊界時，我一下就被比利時境內蒙斯鎮上萬家燈火的景象怔住了。

    我從一家麵包店前面經過時，看到櫥窗裡擺著塗滿奶油的蛋糕，這使我感到十分驚訝。

    我剛從巴黎來，那裡連麵包都是配給的，奶油是不准用的。我走進去以試探的口氣問一位麵包師傅，櫥窗裡邊的東西是不是配給的。他說不是，我就要了一份奶油蛋糕。蛋糕的味道真好，我又要了一份。那位比利時師傅面帶譏諷的表情看著我，並對我說：「你剛從法國來？」我說是的，我以為他不過問問我剛從什麼地方來。我忘了長期以來，比利時人一直是許多法國人開玩笑的嘲弄對象，玩笑的內容不外是比利時人怎樣愚蠢，又是多麼土氣。所以當我回答說剛從法國來時，他就露出得意的神情對我說：「比利時有點不一樣了吧？」我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那天晚上我到布魯塞爾已是深夜，使我吃驚的是，布魯塞爾全城燈火通亮。人們到處都在辛勤地勞動和進行恢復工作，比利時似乎正在帶頭使歐洲跳出戰後的泥坑。我發現，在比利時，不論是食品還是肥皂，或者其他我在巴黎已習慣於用配給券購買的任何東西，都不是配給的。必須承認，在陰霾和黑暗籠罩下的歐洲，我發現比利時與歐洲各國截然不同，它是一座繁榮興旺、一切正常並受人歡迎的孤島。後來它成了歐洲共同市場的所在地和歐洲大陸的心臟。

    現在，事隔多年以後，許多人都已經忘記，一九四八年是一種什麼局面。他們忘記了我們當時從事了一項史無前例的事業，那就是資助我們的競爭對象，使他們復原以後再同我們競爭。馬歇爾計劃開始執行才短短幾年，歐洲的工業機器重新轉動了。在舊世界被戰爭摧毀了的國家面前，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和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新氣象。無論是我們的盟國還是我們的敵國，都在各個方面得到了我們的援助，這種援助的規模是人類歷史有文字記載以來決無先例的。人的記憶是短暫的，但是作為一個當事者，我不能忘記，為了歐洲的自由和繁榮，我們曾不惜犧牲，並付出代價，首先在戰爭年代獻出了我們的人，接著，在和平時期又拿出了我們的財富。雖然我說許多人已經把這一切都忘記了，但並不是到處如此。事實上，有些地方的人理解並感激我們。但不少人認為，整個復興計劃只是美國推銷商品的一種巧妙辦法。如果說大眾牌汽車廠、菲亞特汽車廠、雷諾汽車廠都能很快恢復生產大批車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援助了他們，為他們提供了重新進行生產所必需的機床和設備，而這些東西當時在歐洲是搞不到的。

    在荷蘭，我在一家麵包店看到一張荷蘭政府關於馬歇爾計劃的招貼畫，上面寫著：「每天吃的麵包有一半是靠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烤出來的」。奧地利為旅遊業添置的各種設施，也歸功於馬歇爾計劃。但是總的看來，無論我們怎樣努力，還是難以使一般歐洲人理解我們當時提供援助的規模有多大，以及我們在提供援助時所持的無私精神。不錯，我們曾希望歐洲國家繁榮起來，並從我們美國購買東西，但這不是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宗旨。它的主要宗旨是，給予我們在苦難中生活的朋友、盟國和先前的敵人以幫助，從而阻止共產主義乘人之危向前推進。

    提供援助並不總是那麼容易的。在受援國方面同樣需要作出詳盡的計劃。他們必須向我們提出一個方案，說明他們準備怎樣使用我們將向他們提供的美元。與此同時，他們必須在本國銀行存入一筆價值相等的當地貨幣。在徵得我們同意後，這筆款項可以用於他們國內復興和改建項目中不需要使用外匯的部分。總之，這筆錢可以用兩次——一次是以美元從美國或其他地方購買歐洲買不到的設備或原料，另一次是在受援國內部作為當地貨幣使用。每年都要做出詳細的計劃，這對某些小國是很困難的。法國、聯合王國、德國和意大利有能力去做。至於其他國家，則一般不具備關於這方面的專門知識。

    總之，對許多歐洲小國來說，馬歇爾計劃是一所經濟計劃的學校。這是把歐洲各國聯合起來的一所學校和一次實驗。很多歐洲國家至今還認為，美國反對或曾經反對過歐洲的統一。在那個階段，我們對歐洲的全部援助幾乎只有一個目標，即逐步達到歐洲統一。

    當時在歐洲，是一個偉人輩出的時代。法國的羅貝爾。舒曼，出生於盧森堡，他曾作為一個德國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後來當了法國總理和外交部長。還有康拉德。

    阿登納這位大人物，他領導德國從戰敗國的灰燼中掙脫出來，使它在世界文明國家中取得應有的地位。在意大利，有阿爾奇德。德。加斯貝利，他的政治生涯是從當一名奧地利議員開始的，那時他是奧地利帝國意大利少數民族的代表。在一些小國家裡也有若干位大人物，如比利時的保羅。亨利。斯巴克。哈里曼同這些人物的關係都很密切。哈里曼善於處理各種問題，為人正直，有能力使美國政府瞭解當時的需要並往往能夠辦成，因而使人們對他充滿信心。這的確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要做的事很多，但也出了不少偉人，並有堅強的意志。

    我回想起有一次同哈里曼先生到埃森的情景。一路上，到處都是廢墟，戰爭的破壞這麼嚴重，使我十分吃驚。我們走訪了一家德國人，他們住在地下室。我們同他們進行了簡短的交談，離開那裡後，我對哈里曼先生說：「你看他們能重建家園嗎？」他說：「能，他們作得到。」我又說：「什麼東西使你這樣肯定呢？」他說：「你看到那個地下室的桌子上放著什麼東西嗎？」我回答說：「我看到桌子上放著一盆花。」哈里曼先生說：「對！任何一個民族，當他們處在這樣淒慘的境地，還能想到在桌上擺設一些花，就一定能在廢墟上重建家園。」我必須承認，那時我曾認為，即使我能活到很大年紀，也不能看到歐洲的繁榮和重建。但是，不到十年功夫，人們已經很難發現戰爭的痕跡了。

    大多數歐洲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癱瘓，生產幾乎完全停頓。在一個國家，即希臘，實際上還在進行著軍事衝突。那時的希臘正處於共產主義鄰國和希臘共產黨的內外夾攻之中。希臘的內戰消耗著它的精力，並使這個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恢復得很慢。

    一九四九年元旦，我曾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到過雅典。他似乎有一種在假日旅行的嗜好。

    無論在感恩節，還是七月四日國慶節，或者元旦，我們幾乎總是陪他在某個地方旅行。

    他是一個不知疲倦和富有獻身精神的人。他滿腔熱情地致力於同我們友好的歐洲國家的自由、統一和復興事業。有一次，我們乘飛機去雅典，到那裡正遇到一個非常尷尬的時刻。就在我們到達前不久，希臘內務部長在雅典城裡的鬧市區被人暗殺了。因此，為我們採取了嚴密的安全措施。這時，自天在雅典城外走動需有警衛隨同，夜晚則根本不能出城。希臘的許多領導人不會講英語，但會講法語，因此，當哈里曼先生同他們進行會談時，我就可以對他有所幫助。

    在希臘，經濟問題不是壓倒一切的緊迫問題。緊迫的問題是，得到外國支援的共產黨游擊隊在全國各地進行襲擊，以及政府為對付這種襲擊所需要的軍事援助。對此，杜魯門先生總是採取非常慷慨的態度，不僅運去了軍事裝備，而且還派了一批美國軍官去援助希臘軍隊，抵禦該國遭到的咄咄逼人的威脅。哈里曼先生同希臘經濟協調部長斯蒂法諾斯。斯蒂法諾波羅斯先生會談時，我替他當翻譯。會談結束後，斯蒂法諾波羅斯先生約我到離雅典城不遠的普西希霍的彭泰利康飯店去見他，我同意了。當時，我和另一位執行馬歇爾計劃的同事住一個房間，他的名字叫格倫。穆爾豪斯。就在我即將出門應斯蒂法諾波羅斯先生之約，共進午餐之前一剎那，我突然想起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在薩洛尼卡被人謀殺的案件，人們發現他的屍體在海灣上漂浮，腦袋後面還有一個子彈穿過的窟窿。於是我就問起一個念頭：這次邀請，也可能是某種圈套。我有一枝手槍，我決定隨身帶著它，這樣，如果我去的話，至少不至於像一只面對屠刀的綿羊那樣任人擺佈。

    我在床上把手槍拆卸開來，擦乾淨。然後把它重新裝起來，可是，裝到最後一道工序，也就是把槍管塞進手槍裡邊去時，我想不起來怎麼裝了。因為發現時間不早了，我就越來越著急，拚命想把它安裝好。最後我知道已來不及把它裝好，因為這時響起了敲門聲，一個柔和的聲音說：「我是喬治尤斯。達斯卡拉基斯。我是來接你出去的。」我對同屋的夥伴說：「仔細瞧瞧這個傢伙。我們也許只能從他那裡知道個究竟。」說完這句話，我就把還沒有裝好的手槍塞在枕頭底下。達斯卡拉基斯先生把我帶到樓下，我上了一輛旅行汽車，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上。後面坐著兩名士兵，在我們駛出城外進入郊區後，我隨時準備著一支手槍的槍口涼嗖嗖地抵著我的脖頸。但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我走進彭泰利康飯店，同斯蒂法諾波羅斯先生一起喝茶並進行了長談。他的真正意圖是要我使哈里曼先生理解這樣的事實：希臘是馬歇爾計劃國家中處境最困難的一個國家，事實上戰鬥正在希臘土地上進行，廣大地區被控制在共產黨游擊隊手裡，因此，形勢比其他國家緊迫。所以，在取得援助方面，希臘應該比其它國家享有更大的優先權，因為其他國家並不存在類似的情況。我離開這個飯店剛幾分鐘，就想起來怎樣裝好那枚手槍的最後一道工序，但已經無濟於事，因為手槍在我房間裡的枕頭底下。當我回到寓所時，穆爾豪斯告訴我，旅店的女僕曾進來整理床鋪，他指著我的床叫她先整理。當時，希臘正實行戒嚴令，照理，誰要是擁有武器，就要判處死刑。這位女僕已經走到我的床邊，正掀開枕頭準備收拾時，看到了手槍，她發出一聲尖叫就飛快地跑了，再也沒有回來收拾床鋪。這件事現在聽起來也許有點可笑，但在當時，情況就是如此，也就是說情況很棘手也很困難，因此，女僕顯得那樣激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哈里曼先生在希臘逗留期間，總有一批警衛或偵探跟隨著他，所以，當他到機場準備乘飛機離開希臘時，他轉過頭向我小聲說：「借我點錢給巡警。」我斷定他這樣說沒有貶意。這是他想起來形容警務人員的第一個詞。我問：「你要多少？」他哦了一聲說：「不知道，給我五十萬德拉克馬１吧。」這在當時折合美金一百五十元。我必須說，不管是什麼錢，能借給哈里曼先生五十萬元，我感到莫大的榮幸。後來，他把這筆錢還給了我。

    １希臘幣名。——譯者

    有一次當我離開巴黎外出旅行時，我被推選為歐洲合作署的活動委員會主席。這樣，我就需要進行大量的社交組織工作，井需要同已經成立的準備接受和溝通馬歇爾計劃援助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１發生聯繫。當時我們搞過的一項活動，是為救濟法國的小兒麻痺症患者組織一次慶祝羅斯福生日的舞會。為了尋找這類性質的慈善機關，我們作了大量調查，最後終於找到了。於是馬歇爾計劃部門的高級官員的夫人們，以及高級官員本人都紛紛親自出馬，同那些平時有事務往來的各界人士接觸和聯繫，請他們捐獻物品，以便義賣後充當該項救濟的基金。史亞巴萊麗香水公司捐了一套服裝，法國航空公司捐了兩張飛機票，其他許多商業公司也都捐獻了各種五花八門的東西。我們曾舉行會議討論如何辦理這件事，會上一個為馬歇爾計劃工作的法國姑娘說，她父親經營一個藝術品商店，他估計可能為我們搞到一件捐獻品。下次開會時，我問她搞到沒有，她肯定地回答說已經搞到幾件。她搞到了於特裡約，馬蒂斯，塞貢扎克和迪菲等畫家的作品。我說，「你是指複製品罷。」她說，「不，是原作。」考慮到這些作品出自這樣著名的法國畫家之手，價值連城，我們決定，不用義賣的辦法，而改為拍賣的方式出售。

    １一九六０年改名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譯者

    我到警察局去領取舉辦這種拍賣的許可證，這是法國法律規定的手續。我走到警察總局，我驚訝地看到那裡竟然有一個專門辦理這種事務的拍賣辦事處。我走進去問那裡的職員怎樣辦理許可證。他給了我一張表格，要我填明組織這次拍賣的是哪些人。我就在上面寫上：羅斯福誕辰舞會的主席是旅居巴黎的一位美國律師，他名叫安布羅斯。錢伯斯，我是副主席。這位職員出去了幾分鐘，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告訴我說，在我八歲的時候，我曾因騎一輛沒有掛車子牌照的自行車被拘留過。這種發生在十八年以前的事情，經過德國的佔領和重新解放等事件之後，在法國的檔案裡竟然還保存著有關資料，實在使我驚訝萬分。他還告訴我，錢伯斯先生的妻子在結婚前，曾同一個法國警察發生過爭吵，還用她的手提包打過那個警察。我不能不承認法國人收集和保存這些資料的本領，確實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位職員把許可證給了我，而且他還是被指定來監視抽籤的官方人士。我很高興現在能夠告訴大家，他當時贏得一個小的獎品，而且這絕對不是事先安排的。

    我在巴黎同哈里曼先生一道工作的年代裡，他必須經常回華盛頓去參加國會的聽證會，向批准馬歇爾計劃基金的各個委員會作證。有一次，當我陪他完成了一次返美旅行任務後，我到華盛頓機場，準備從那裡飛往紐約去搭乘飛越大西洋的飛機。在那裡，哈里曼先生遇到一位他認識的年輕國會議員，名字叫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肯尼迪議員的座位在機艙後面，我的座位緊挨著哈里曼先生的位子。我看到他們兩人彼此談得非常投機，我就對肯尼迪議員說，到紐約這段路程上，他可以坐在我那個緊挨著哈里曼的位子上，我可以到後面去坐他的位子。他很愉快地同意了。這是我一生中僅有的一次機會能見到肯尼迪總統，因為在他任總統的那幾年期間，我一直在國外工作。

    馬歇爾將軍任美國國務卿期間，曾到巴黎出席聯合國大會。因為我以前有機會和他相識，哈里曼先生就讓我當他的助手和翻譯。這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能見到某些其他歐洲國家的領導人。我見過意大利的財政部長貝拉，他對恢復里拉這一貨幣的穩定出了大力；我還經常有機會見到比利時的保羅。亨利。斯巴克。週末，馬歇爾將軍經常帶他的夫人去參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那時他在那裡服役，是珀欣手下一名年輕的上校副官。有一個週末，我們離開巴黎，在蘭斯度過了夜晚。當時正是猶太恐怖主義者對馬歇爾將軍大肆威嚇的時候，所以，我和他的行政助理卡特將軍——他是我在里約熱內盧時就認識的——以及他的副官陸軍少校喬治工人都輪流荷槍實彈地守衛在馬歇爾將軍的門外。那天晚上，我們在蘭斯的一家飯店吃了飯，我們誰都沒有要酒喝。馬歇爾將軍在屋子裡被許多人認了出來，突然間有一個滿臉鬍子的法國人走了過來，把一瓶香檳酒放在我們的桌子上，用厭惡的表情看著我們正在喝的水，並用英語說：「各位先生，水會泡爛你們的靴子，請收下這瓶酒和我的祝賀罷。」馬歇爾將軍非常高興，因為這是一瓶優質的老牌香檳酒。

    第二天我們驅車前往法國東部的梅斯。當我們的車從西面靠近這個城市時，馬歇爾將軍說：「靠近這條路右邊的拐彎處有一些一八七０年戰後豎立起來的紀念碑。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裡有一座為第十七勃蘭登堡步兵團建立的紀念碑。」事過三十年他還能記得這麼清楚，我非常驚訝。車開到那裡，我們看到公路右邊果然有一座紀念一八七０年第十七勃蘭登堡步兵團功績的褐色石碑。我們在梅斯停留了一些時候就去南希。我們在南希的格蘭德飯店登記住宿時，接待處一位婦女抽出該旅館一九一八年的登記簿，並指給馬歇爾將軍看三十年前他和婦欣將軍在這個旅館一起登記住宿時的簽名。在南希期間（由於馬歇爾將軍沒有公開他的身份，所以，省長只把自已的名片日在旅館，而沒有爭取見馬歇爾將軍），馬歇爾將軍要我到附近的龔德爾古爾城去瞭解一個名叫茹阿特的太太是否還活著。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裡，他曾借住在她家裡，他當時是一名上校。我走訪了當地的警察局並查明茹阿特太太還健在，而且頭腦清楚，不過已經九十多歲了。第二天，我陪同馬歇爾將軍和夫人乘車前往龔德爾古爾。我們把車停在茹阿特太太家門前，我一個人走上樓去按門鈴。一位年邁的老太太出來開了門。我問道：「您就是茹阿特太太嗎？」她說：「是的，我就是。」接著她看了看我說道：「哎喲，我的上帝，他來了，是嗎？」她已經在廣播裡聽到關於馬歇爾將軍已來到這個地區的消息，但是她簡直不能相信他會來看望她。後來，我下樓去請馬歇爾將軍及其夫人。

    馬歇爾將軍來到樓上，茹阿特太太激動地吻他的雙頰。茹阿特太太非常感激馬歇爾將軍，因為她的兒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俘，後來，由於馬歇爾將軍的幫助，這個戰俘得到了自由，而且被釋放的時間出乎意外地提前了。她告訴我們一件很有趣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頓將軍率領他的軍隊路過這個城市時，曾來看過她。馬歇爾將軍過去曾向巴頓將軍提出過，如果他路過龔德爾古爾城，就去看望一下茹阿特太太，並為她做點事。按照巴頓將軍的想法，為她做一點事就是叫來一輛裝滿食品的兩噸半卡車，並把食品卸到茹阿特太太的家裡，因為當時法國非常缺乏食物。然後巴頓將軍安排了一個裝甲團列隊從茹阿特太太窗前行進，他則和布阿特太太在窗前檢閱這支部隊。馬歇爾夫人很高興和茹阿特太太相識，因為她經常聽到馬歇爾將軍談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這所房子裡住過幾個月的情況。

    在此期間，我和馬歇爾將軍還訪問了意大利和希臘。在意大利，我們會見了意大利政府的許多要員，他們對馬歇爾將軍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我認為我畢生認識的人當中，很少人有馬歇爾將軍那樣的風度並給人以如此高貴和正直的感覺。他在所有與他交往過的政治家心目中都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有一次在希臘，馬歇爾將軍同當時已八十多歲高齡的馬克西莫斯首相會談。他老是提到他自己的年齡。當時，他自己是六十五歲左右。

    此事顯然激怒了馬克西莫斯首相。當馬歇爾將軍第三次或第四次提到他多大年紀時，馬克西莫斯看著他並用法語說：「馬歇爾將軍，你總是談到你的年齡，你要知道，論我的年齡都能做你父親了。況且，我還是希臘首相呢！」我將此話翻譯過來了。我必須說，這件事使我大吃一驚，因為居然有人因自己的年齡大就想到可以當馬歇爾將軍的父親，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當時馬歇爾將軍精力非常充沛，活動非常靈便，而且我們在希臘進行的是一次有意義的訪問。我認為，在希臘歷史上這一艱難困苦的時刻，美國國務卿來到希臘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希臘的極大鼓舞。

    此後，我和華盛頓歐洲復興計劃署署長保羅。霍夫曼又去過希臘。這次我到了希臘北部，並在那裡同部隊一起度過了幾天。我和第二師駐在一個叫弗洛裡納的城裡。統率這個師的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希臘將軍，身高約六英尺四英吋，還留著兩撇濃密的八字鬍，他叫帕帕多普洛斯（請別和希臘後來的獨裁者混淆），渾名叫巴波斯１。弗洛裡納城被游擊隊以某種形式圍困已將近三年，而我在那裡時，這種包圍已解除。大批希臘軍隊開進這個城市，並結束了這種長時期的包圍。這時，第二師受命開往位於大小普雷斯帕湖之間的地峽。我和這些希臘軍隊一道往下走到這個地峽，過了地峽就是阿爾巴尼亞同希臘的邊界。當希臘人接近邊界時，游擊隊還在向他們開槍，而希臘人仍繼續前進。我知道雅典方面很快會命令希臘軍隊停止前進。但是，希臘的戰地指揮官們說，只要游擊隊在阿爾巴尼亞國土上向他們射擊，他們就準備繼續前進。我自己也繼續向前走，兩腳跨進了阿爾巴尼亞國境，然後，很快又返回希臘。我相信，當時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進入阿爾巴尼亞國境的為數極少的幾個美國軍官之一。那時，希臘軍隊的土氣很高。這個國家處於戰爭狀態已將近十年，而希臘的士兵知道，由於南斯拉夫已不再支持共產黨游擊隊，戰爭終於快要結束了。

    １意為北美印第安人的嬰孩。——譯者

    一天，我和《時代》週刊的一名記者乘吉普車沿著公路前進，路邊有一個營的希臘士兵正在休息。《時代》週刊的記者要我們停車，我們照辦了。他問那些士兵：「這裡有人會講英語嗎？。一個年青的希臘士兵說他會，他在美國上過學，會講英語。記者問他，眼役前他幹什麼工作。他答稱他原是鞋匠，還說，他不想繼續在軍隊裡，戰爭結束後，他將回去當鞋匠。然後，這個記者問他，美國軍事團來到希臘後，希臘軍隊的素質是否有很大提高。年青的下士盯住他的眼睛說道：「先生，希臘軍隊一向是一支好的軍隊。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軍隊。」正是這種精神使這支希臘軍隊把游擊隊趕到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去的。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令人激勵的時刻。希臘軍隊是一支擅長歌唱的軍隊。在這方面，希臘軍隊給了我非常好的印象。它看起來不像一支小國的軍隊，倒像是一支高度現代化的軍隊。一九四０年以來，希臘幾乎一直處於戰爭狀態，戰鬥從未間斷過。一天晚上，我回到弗洛裡納時，副首相維尼采羅斯先生正在宣佈包圍已解除。他的講話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後來，我接到電話，要我立即回雅典，陪同霍夫曼去拜會希臘首相。我從卡斯托裡亞機場起飛。當我到達雅典時滿身都是塵土，有一輛車在等我，並把我直接送到首相辦公室。我感到非常窘，因為我身上很髒，不僅衣服上，而且臉上、手上都是灰塵。我和霍夫曼一起被帶進希臘首相的辦公室。我為我的狼狽相向首相表示歉意。首相拍拍我的肩膀說：「沒有什麼不好意思和難為情的。這是格拉莫斯的塵土，是從我們第二次格拉莫斯勝利中帶來的光榮塵土。」（格拉莫斯山是戰勝游擊隊取得偉大勝利的地方）就這樣，我雖然有失外交禮儀，但得到了諒解。

    歐洲人認識到，我們對於確保歐洲復興的態度是認真的，我們是以認真的態度對待歐洲的防務問題，並把它看成我們自己的問題一樣重要。一個火花燃燒起來了，前些年充斥整個歐洲的那種失望情緒開始消失。歐洲各國採取了行動，不但是保證歐洲各國得以復興，而且還維護它們的共同自由。法國、英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組成了所謂的「西方聯盟」，以便研究它們共同的防務，並委任阿拉曼１的勝利者陸軍元帥蒙哥馬利為第一任全軍統帥。在蒙哥馬利身上仍然保留著那一次勝利的光輝。戰爭期間在意大利指揮過法國軍隊的朱安將軍被「西方聯盟」任命為地面部隊司令，當時他是法國駐摩洛哥總督。可是，朱安將軍謝絕了這項任命。後來，這一職務由讓。德拉特爾。德塔西尼將軍擔任。在抵禦敵人在法國南部的登陸行動中，這位將軍曾指揮過法國軍隊，後來，當法軍推進到德國時，他又指揮過盟軍最右翼的法國第一軍。德拉特爾將軍是一位非常卓越的軍人。幾年後，在印度支那再次證實了他的老練和才幹。他是一個比較難以相處的人，曾幾次同他的一些美國同僚和上司發生過衝突。有一次，當他在巴黎逗留期間，他要求約見馬歇爾將軍，我被指定在場當翻譯。他和馬歇爾將軍是在戰爭中認識的。他來到美國大使館官邸，兩人握過手，就在起居室坐下來。德拉特爾將軍以非常直率和近乎粗暴的方式開始了這次談話。他對馬歇爾將軍說，朱安因為覺得沒有軍隊可指揮，就拒絕擔任「西方聯盟」地面部隊的統帥。現在有人要他擔任此職。但他認為總要有人出來開個頭，因此，他才願意接受這個安排。英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荷蘭人和盧森堡人都對他說過，他們對他信得過。然而，他知道美國人對他不信任。可是，美國人遲早要介人西歐防務，因此，他想知道他怎樣才能得到美國人的信任。馬歇爾將軍對這種直率的態度似乎有點吃驚，但他還是以同樣直率的態度回答他說：「戰爭期間發生過幾件事使我們對你有所疑慮。有一次我到你們司令部去，你當著一些記者的面同我談到某些美國指揮官時，用語非常苛刻。」德拉特爾對他說：「當時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那些穿著軍裝、佩戴著小小綠色肩章的人是戰地記者。我還以為他們是參謀。後來，當我發覺時，我也感到非常懊惱。」馬歇爾將軍說：「那麼，還有另一件事。上級機關並沒有給你發佈命令，你就擅自跨越了萊茵河。」當時，德拉特爾將軍答道：「馬歇爾將軍，你是一個軍人。你能否設想這種情況，就是在我的祖國被德國人佔領了四年之後，在德國敵軍一路攻打，並越過萊茵河時，難道法國軍隊就不能到那裡去嗎？」馬歇爾將軍點點頭表示理解，最後說：「還有另一件事。那就是要你撤出斯圖加特時你拒絕執行命令。」

    德拉特爾答道：「在聯軍中擔任指揮的將軍一向是很難辦的。福煦元帥曾經說過，他在指揮過一支聯軍以後，對拿破侖的崇敬心情就大大減退了。」他接著說：「而在本國領土上，在外國人統帥的聯軍裡擔任指揮，事情就更難辦。」他隨著拿出一封當時法國臨時政府首腦戴高樂將軍的信件，信中命令他不得從斯圖加特撤退。我把信的內容扼要地翻譯了，馬歇爾將軍聽完後看著德拉特爾，並微笑著說：「我信任你。干吧，把指揮擔起來。不久我們會申請國會批准：從我們在德國的儲備中撥給你配備西方聯軍兩個師的裝備。」後來，我曾多次見過德拉特爾。他是一個堅強的指揮官，一位非凡的人才。如果他還活著的話，我真不知道法國在越南進行的戰爭將會怎樣結束，但是，我肯定這場戰爭決不會以奠邊府的慘敗告終。

    １阿拉曼為埃及城市名。一九四二年蒙哥馬利元帥從這裡出發攻佔利比亞，因而得名。——譯者

    看到經受戰爭破壞的歐洲廢墟上又開始點燃起充滿活力的火焰，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漫長的冬天之後看到陽光明媚的春天，看到我們正在幫助歐洲恢復信心和恢復生產，這一切是多麼令人感到欣慰而神往。歐洲大陸那顆古老而強壯的心臟又開始激烈地跳動了。我認為「馬歇爾計劃」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它提供的物質援助，而在於重新喚起了希望，重新恢復了活力，重新恢復了歐洲人的信心，相信他們不但能恢復正常的生活，而且能使生活過得比戰前任何時候還要好。馬歇爾計劃所顯示的卓越遠見，美國國會願意為此計劃提供資金，美國商業界同意使它的競爭者得到恢復，所有這些因素，促使美國許多商業巨頭響應哈里曼先生的號召，為馬歇爾計劃的各個領域效勞。其它方面還有大學的師生和各界人士，他們一起組成了一支有非凡才能、並充滿熱情的隊伍。這支隊伍感染了歐洲人。哈里曼先生的充沛精力，以及他不斷為歐洲復興所作的努力，同樣給歐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哈里曼先生的愛戴和崇敬的心情至今仍然不可磨滅地銘刻在他們的記憶之中。我陪同哈里曼先生來往於歐洲各國：到過葡萄牙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我們走追了整個西歐。我們也多次回到美國去見杜魯門總統，或者在國會作證。

    俗話說：熟則生厭，但這種說法經常是錯誤的。我在哈里曼先生身邊工作時，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仰。我佩服他在波哥大以及其後在德黑蘭所表現出來的膽略，佩服他始終一貫的充沛精力和獻身精神。他是一個十分富裕的人，他無須這樣操勞就可以坐享他財富的收益。但是，他把自己年富力強的黃金時代幾乎全部獻給了他的祖國和人類的自由。

    有象艾夫裡爾。哈里曼這樣的社會公僕為之服務的國家是一個幸運的國家。

    這是我一生中特別有收穫和有意義的階段，因為它為我在政治、財政、經濟和勞工方面打開了一個完全新的境界，這些方面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我從事於「馬歇爾計劃」這段經歷，對我以後若干年的工作有極大的好處。它使我能夠在不同場合做出需要我做出的判斷。歐洲明顯地獲得復興就是一個極大的收穫。博尼斯蒂爾上校已晉陞到更高的職位，去倫敦就任。經哈里曼先生的提名，我被任命為無任所武官，這時我已經是一個陸軍少校了，並且，我相信，在武官的等級中，唯有我這個少樣是個武官，而不是副武官。到一九五０年夏天，我發現這種工作更加令人神往。真沒有想到，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我一生中很有收穫，很受教育的時期即將結束，而且數周後我又將開始執行一系列性質完全不同的新使命：陪同哈里曼先生到朝鮮和陪同杜魯門總統到威克島。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北朝鮮的進攻，標誌著我執行「馬歇爾計劃」的結束和隨後一些使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