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帝國史—奠基篇--玄幻魔法小說網

    10月23日，馮玉祥和胡景翼、孫岳等控制北京後，即發出停戰主和的通電，電云：「國家建軍，原為禦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不幸吾國自民九以還，無名之師屢起，抗爭愈烈，元氣愈傷，執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進和平，與民休息。乃者東南釁起，延及東北，動全國之兵，枯萬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戰？為誰而戰？主其事者，恐亦無法作答。本年水旱各災，饑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於城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災人禍，並作一時。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無淚，受良心之驅使，為弭戰之主張，爰於十月二十三日決意回兵，並將合所屬各軍，另組中華民國民軍，誓將為國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戰，殃吾民而禍吾國者，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亦不恤執戈以相周旋。現在全軍已悉數抵京，首都之區，各友邦使節所在，地方秩序，最關重要，自當負責維持。至一切政治善後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會商補救之方，共開更新之局。所謂多難興邦，或即在是。臨電翹企，佇候教言！」隨即，馮與胡等遷兵調將，迅速控制北京九門和直軍南苑大營，而與東北軍時有接觸，雙方雖然是推翻曹，吳一系的同盟，然都深懷戒備，在與雙方長官的控制下，到也沒出現什麼大的狀況。

    曹錕這位可憐的總統，花了無數的力，挨了無數的罵，才做了一年的總統，就遇上兵變。當23日他接到馮軍回撤的消息，真是熱鍋上的螞蟻。馮回京後仍駐在北苑，也不去見曹錕，曹錕只好派國務總理顏惠慶移樽就教，到北苑見馮，徵求他對時局意見。馮提出三項要求：

    （一）頒停戰令。（二）懲辦主戰人物及附和者。（三）召集全國各省代表會議，共決時局。

    顏惠慶把馮的三點意見回報曹，曹沒了主意，乃分府召集閣員會商。其實總統也好，閣員也好，都是釜中之魚，除了接受，別無選擇。會議結束後曹遂頒布停戰令：

    「比歲國家多難，兵禍相尋。本大總統受任之初，即以振導祥和為職志。耿耿此心，久經宣示有眾。此次用兵東北，實出萬不得已，而蘄望和平之志，未嘗一日或渝。軍興經月，戰釁未消。軫念痌瘝，至深惻怛！自下令之日起，兩方軍事著即停止進行，各守原防，聽候中央籌議結束辦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當強行制止，以期促進和平，與民休息！」

    同時發表兩道命令：

    一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免去本兼各職。特派吳佩孚為督辦青海墾務。

    二為：討逆軍總副司令均撤銷。山海關一帶軍隊責成王承斌、彭壽莘妥為維持，以資結束。

    曹錕於10月25日就被困在總統府，閣員星散。31日曹接受馮玉祥的要求，以黃郛為國務總理。馮當時還有只除吳佩孚一人的想法，所以兵變後仍猶豫於擁曹否？可是黃郛認為曹因賄選，惡名尤甚於吳，既已兵變，就應該連曹錕一起驅逐。11月3日曹錕遂被迫通電辭職。

    十一月一日，奉天，東北軍最高司令部，參謀本部。

    「方震兄，你看我是否該前往北京，提前實施計劃呢？」李豫民立在東北軍司令部一號會議室那幅巨大的中國地圖前，看著以不同色彩清晰標誌出軍閥割據的國家地圖，李豫民心中一陣黯然，十月末，粉色的浙江，上海已經被直軍地域的青色所覆蓋，直系軍閥佔據著長城以內，嶺南以北廣大的中國豐饒富足的核心地區，即使現在的東北軍軍力號為全國之冠，可是，面對這樣龐大的地區，能否站的住腳，能否順利的實施在東北這樣豪強勢力弱小的地區都舉步微艱的改革計劃？李豫民心中全然無底，早在他二三推廣黑龍江經驗之時，他就已經放棄了樂觀的情緒，要讓改革至上而下，由下而上共同的推進，卻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雖然，此時，東北四省社會主義人民黨黨員有七十八萬之巨，占東北四省總人口三千餘萬的3%左右，可是，不論是李豫民，張軒等社會主義人民黨高層也好，還是普通的東北知識分子也罷，都知道，這七十八萬人中，恐怕只有二，三萬才是真正的為國為民的中堅力量，其餘大概全部是黨棍而已，跟當年袁世凱組織的政黨一樣，不過是為了名利富貴而已。但是在東北以外各省均有社會主義人民黨活動，到二四年末，東四省的社會人民黨黨員也有三萬左右，雖然無法於東北比肩，不過，贊同社會主義人民黨的人分佈卻十分廣大，例如著名的社會實踐活動家陶行知就十分贊同社會主義人民黨發動下層人民和上層溫和改革的方針，一九二三年，他還親自造訪東北，以得到李豫民接見為榮，而他也稱李『天縱英才，智深若海，前夕不解之事，為少帥旦夕釋疑』，所以尤其在江浙一帶，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集中區域，加之斯時督浙，滬的盧永祥與奉，南方三方同盟，對於社會主義人民黨持寬容態度，社會主義人民黨的影響十分強大，與國民黨不相上下。而社會主義人民黨的喉舌《新華日報》（一九二一年七月創刊，胡適主筆）大力宣傳各方實力派放下成見，共座一堂，為國民謀福利，為國家富強棄干戈，築機器，拓農業，等等，與之對應的是東北軍裁編為十個師，大力發展工農業，在下層人民中引導民主政治（當然在社會主義人民黨的全面控制之下），就連孫中山先生也贊到：「如非政府需要制衡，政治需要監督，則國民黨的宗旨其實與社民黨（社會主義人民黨的簡稱）並無二志。而實際動作上，社民黨則堪為國民黨之表率」。

    「少兄的心中恐怕早有定見，但是少兄資歷鮮微，而馮玉祥，胡景翼等人以黃郛為內閣總理，代攝政治，黃郛久經宦場，左右逢源，其實也算的上是個人物，而在天津的段芝泉也不會甘於寂寞，此次北京政變，天下注目，人皆拭目以待政府之新政，我看，馮玉祥和段芝泉是不會有什麼新政的，少帥雖然有，可是上位太快，恐不孚人望，為今之計，莫若等北京政治局勢糜爛，少帥以正綱紀，肅朝政為號，則要更好。」蔣方震是二四年春由廣東直抵奉天，參與改革東北軍的工作，此時任東北軍副總參謀長。北京政變後，黃郛組成了攝政內閣，為時不及一月，成立於13年10月31日，到11月23日就因臨時執政府成立而辭職。攝政內閣名單如下：

    國務總理：黃郛

    內務總長：王永江

    財政總長：黃郛（兼）

    外交總長：王正廷

    陸軍總長：李書成

    海軍總長：杜錫珪

    司法總長：張耀曾

    教育總長：易培基

    交通總長：黃郛（兼）

    農商總長：王乃斌

    攝政內閣因為時間短促，又是非常時期，因此許多閣員發表後還沒有到任就職就改組了。

    黃郛，字膺白，浙江杭縣人，1880年生於浙江紹興府北官鎮。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依靠母親做雜活維持家計。他先進入私塾讀書，隨後轉入錢塘縣學堂。1904年考入浙江武備學堂學習軍事，不久被清政府選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振武學校，同陳其美、蔣介石、張群、徐樹錚等為同期同學。1905年加入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1908年轉入日本陸軍測量局地形科學習，專事研究陸軍測量技術。1910年畢業回國，被清政府軍咨府（後改為參謀本部）錄用，任陸軍測繪工作，並暗中從事革命活動。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發，陳其美在上海策劃響應，黃郛應召前往協助，隨即成立反清的滬軍都督府，宣佈上海光復。與此同時，陳其美就任滬軍都督，黃郛任參謀長兼滬軍第二師師長。這時，蔣介石也從日本歸國，在滬軍第二師第五團擔任團長，直接歸黃郛指揮。由於陳、黃、蔣三人都是浙江同鄉，又是留日同學，加上「志同道合」，就互換帖子，結成「盟兄弟」，為後來政治上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黃受聘擔任兵站總監，不久改任為江蘇都督府參謀長。1913年，孫中山發動的反袁鬥爭（即「二次革命」）失敗，黃藉避禍，逃亡國外，經日本、南洋去美國。1916年由美國返回上海，參加反袁的護國戰爭。此役結束後，於1917年黃郛率全家寄寓天津意租界，表示「閉戶讀書，潛心研究」，並標榜「不加入任何團體，不附和任何主義」，開始著書立說。1921年，黃被北洋政府正式聘為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從此涉足中國的外交行列。1923年，張紹曾出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黃郛被任命為外交總長；在以後的高凌蔚、顏惠慶兩屆內閣中，又繼任教育總長，成為北洋政府的重要閣員之一。1924年10月，馮玉祥率軍發動北京政變，武裝推翻了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黃是參與策劃政變的領導人之一，故政變後被推為北洋政府內閣總理，兼攝行代總統職權，又稱之為攝政總理。

    攝政內閣的內務總長王永江是奉李下邊的重要人物，他是大連人，一位有卓識的理財家，如果奉李沒有他，東北就不會快速邁向建設，而軍費的籌措也不會那麼容易。第一次直奉戰後，奉系戰敗退出關外，能夠埋首練兵，王永江是功不可沒的。在二一年前後，王永江能在東北辦東北大學，選送理工科學生出國深造（每縣一名），並且創辦一個20多萬錠的奉天紡織廠，還修築一條瀋陽到海龍鐵路（和南滿鐵路平行），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這個攝政內閣是馮玉祥所支持的，有親國民黨的人士，以及奉系，等於是孫、李、馮的聯合。可是這是馮玉祥的一廂情願的想法，馮想透過黃郛控制北京政府，南方聯絡國民黨，關外聯絡李豫民。

    李豫民當然不會默許馮一手把持攝政內閣。他臥薪嘗膽，埋首努力，為了雪戰敗之恥，如今捲土重來，直系已經垮臺，怎會拱手把中樞大局讓給馮呢！加上皖系的段祺瑞也不甘雌伏，他是被直系迫下台的，反直的三角聯盟（孫中山、段和李）就是以段為中心。現在直系垮了，北洋的重心仍是段，沒有段祺瑞，北京勢力是無法平衡的。馮不願請出這位老太師來，是不願自己有一位婆婆，然而形勢比人強，馮一廂情願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反直的三角聯盟並沒有在這次直奉戰爭中有什麼成就，反而是段、李、馮的三角聯盟發生了作用。據說在秘密接洽時，三派曾互相相約，倒直以後的勢力劃分：（一）奉軍不得入關。（二）段祺瑞不得任用安福系舊人。（三）國民軍贊助各派在天津召集會議解決時局。

    然而這個秘約也許是傳說，因為直系崩潰後，奉軍長驅入關，且疾馳至京津，與國民軍（馮玉祥新組成的勢力）在直魯之郊相互戒備。至於段祺瑞在天津則為安福系餘孽所包圍。北京政變之後，馮玉祥就通電全國，除聲討曹，吳之外，同時將自己所部改為國民革命軍，與孫中山先生的兩廣國民革命軍遙相呼應，雖然馮玉祥的軍隊改了名字，換了個招牌，可是，並沒有真正的想讓國民黨來控制軍隊，他之所以改名，第一是基於社民黨在京畿一帶強大的影響力，而此時，國內也只有國民黨方能與之抗衡，第二是，馮，胡等部處於直系其餘部隊和奉系兩大軍事集團之間，任何一方，其實力都足以覆滅他的部隊，雖然，直系如山東督軍鄭士琦，江蘇督軍齊夔元事實上也屬於反吳一派，可是自己一方卻是實在的背叛了直系，很難說他們沒有所動作。而奉系李豫民，對自己雖信誓旦旦，但此刻奉軍主力駐紮天津，其騎兵部隊長驅直入山東，河北，其用心不問可知。『遠交近攻』這個外交的原則，馮玉祥還是懂的。能夠與南方的革命軍站在一條線上，首先就有了道義上的支持，所以，馮玉祥在政變次日就發電邀請孫中山先生到京商量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