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一十四） 文 / 卡爾·馬克思
其實，在這個「資本家的樂園」裡，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發生最微小的變動，就會引起死亡和犯罪數字的變動！邊際效應極大，但這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邊際革命絕對不會予以理睬的。（見《協會呼籲書：佛來米人，前進！》1860年布魯塞爾版第12頁）全比利時共有93萬個家庭。據官方統計，其中富有的家庭（選民）9萬戶，共45萬人；城鄉下層中產階級家庭39萬戶，共195萬人，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正在不斷地下降為無產階級。最後，工人家庭45萬戶，共225萬人，其中的一些模範家庭正在享受著杜克佩西奧所描寫的那種幸福。在這45萬戶工人家庭中，列入貧民名冊的竟達73720萬戶以上！
（e）不列顛的農業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對抗性質，在任何地方再也沒有比在英格蘭農業（包括畜牧業）的進步和農業工人的退步上表現得更為殘酷的了。在考察農業工人的現狀之前，我們先略微回顧一下過去。在英格蘭，現代農業是在十八世紀中葉出現的，雖然生產方式由以發生變化的基礎，即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革還要早得多。
阿瑟·楊格雖是一個膚淺的思想家，但不失為一個精確的觀察家，我們從他關於1771年農業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這些農業工人同他們十四世紀末「生活得很富裕並且能積累財富」的先人比較起來，扮演著非常可憐的角色，更不用說同「英格蘭城鄉勞動者的黃金時代」十五世紀相比了。但是我們用不著追溯這麼遠。在1777年的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著作中寫道：
「大租地農場主幾乎上升到紳士的地位，而貧困的農業工人幾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農業工人的狀況和40年前的狀況比較一下，他們的不幸處境是一目瞭然的……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狼狽為奸，壓搾工人。」
接著作者又詳細地證明，農村中的實際工資從1737年到1777年幾乎降低了1／4即25％。當時理查·普萊斯博士也說：
「現代政治袒護國民中的上層階級；其結果是，整個王國遲早終將只由紳士和乞丐，貴族和奴隸組成。」
但是英格蘭農業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間的狀況，無論就他們的營養和居住狀況來說，或者就他們的自尊感和娛樂情況等等來說，都成了以後再也沒有達到過的理想。他們的平均工資如果用小麥來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脫，到伊登時代（1797年）已經只有65品脫，而到1808年時則只剩下60品脫了。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反雅各賓戰爭末期農業工人的狀況，在這次戰爭中，土地貴族、租地農場主、工廠主、商人、銀行家、交易所騎士、軍火商等等大發橫財。同時，一方面由於銀行券貶值，另一方面由於同銀行券貶值無關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名義工資也提高了。但是工資的實際變動情況，用不著在這裡詳細論述，用很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說明。濟貧法及其行政機關在1795年和1814年並沒有什麼變化。我們還記得這項法令在農村中是怎樣實施的，那就是由教區以救濟形式把名義工資補足到只夠工人勉強餬口的739名義數額。租地農場主支付的工資和教區貼補的工資不足額之間的比率說明兩件事：第一，工資已經降到它的最低限額以下；第二，農業工人在何種程度上成了既是僱傭工人又是需要救濟的貧民，或者說，在何種程度上被變成了他所在的教區的農奴。我們選一個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況的郡來說吧。在北安普頓郡，1795年平均周工資是7先令6便士，一個6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36鎊12先令5便士，收入總額是29鎊18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6鎊14先令5便士。1814年，該郡周工資是12先令2便士，一個5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54鎊18先令4便士，收入總額是36鎊2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18鎊6先令4便士。可見，在1795年，不足額占工資的1／4弱，而到1814年竟佔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伊登曾經在農業工人小屋中看到過的那種略感舒適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無影無蹤了。從此以後，在租地農場主飼養的各種牲畜中，工人這種會說話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壞和虐待得最殘酷的了。
這種狀況一直平靜無事地繼續下去，直到
「1830年斯溫暴動使我們（即統治階級（在燃燒著的麥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農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也像在工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一樣，充滿著貧困和燃燒著陰森的反叛的怒火」。
當時薩德勒曾在下院中給農業工人起了一個綽號，把他們叫做「白奴」，一個主教在上院也襲用了這個綽號。當時最著名的政740治經濟學家愛·吉·威克菲爾德說：
「英格蘭南部的農業工人不是奴隸，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濟的貧民。」什麼叫救濟？就是以強盜的方式無償佔有你創造的財富，然後以慈善家的面孔還給你微不足道的一點點。
穀物法臨廢除前的一段時期，進一步透露了農業工人的狀況。一方面，資產階級鼓動家的利益是要證明這個保護法對穀物的真正生產者很少起什麼保護作用。另一方面，工業資產階級又非常惱恨土地貴族對工廠狀況的非難，惱恨這些**透頂、喪盡天良、矜持高傲的遊惰者對工廠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惱恨他們對工廠立法所表現的那種「外交熱忱」。英格蘭有句古老的諺語說得好：兩賊相爭，好人得利。事實上，統治階級的兩個派別在關於它們當中誰最無恥地剝削工人的問題上展開的喧鬧的狂熱的爭吵，從兩方面暴露了真相。捨夫茨別利伯爵，又稱艾釋黎勳爵，是貴族慈善家反工廠運動的先鋒。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紀事晨報》上揭露農業工人狀況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這家報紙是當時最重要的自由黨機關報，它在各個農業地區都有特派記者。這些記者不以一般的記述和統計為滿足，而且還把調查過的工人家庭和他們的地主的姓名公佈出來。下表略列舉了布蘭弗德、維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個村莊工資的支付情況。這些村莊是喬治·班克斯先生和捨夫茨別利伯爵的財產。我們將會看到，這位低教會派的教皇，英格蘭虔誠派的頭目，同他的夥伴班克斯一樣，還以房租名義從工人的微薄工資中剋扣掉相當大一部分。
穀物法的廢除大大推動了英格蘭的農業。修建巨大規模的排水工程，採用圈養牲畜和人工種植飼料的新方法，應用施肥機，採用處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礦物質肥料，採用蒸汽機以及其他各種新式工作機等等，總之，耕作更加集約化就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皇家農業學會主席皮由茲先生斷言，由於採用新機器，（相對的）經營費用幾乎減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從土地上得到的實際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畝土地投資的增加，因而租地農場742的加速積聚，這是採用新方法的基本條件。同時，從1846年到1865年耕地面積約擴大了464119英畝，東部各郡原為養兔場和貧瘠牧場而現在變成了富饒的莊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計算在內。我們已經知道，從事農業的總人數與此同時卻減少了。就拿男女兩性各種年齡的真正農業工人來說，他們的人數從1851年的1241269人減少到1861年的1163217人。因此，英國中央註冊局局長有理由說：「1801年以來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數目的增加，同農產品的增長是極不相稱的」。但是最近一個時期，這種不相稱的情況更加嚴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耕作更加集約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資本有了空前的積累，農產品獲得了英格蘭農業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長，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財富日益膨脹；另一方面，農業工人人口卻在絕對地減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銷售市場的不斷迅速擴大，自由貿易的占統治地位，那末，農業工人在經過種種不幸之後終於被安排在理應令人陶醉的幸福環境中了。
但是羅傑斯教授卻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英格蘭農業工人，不要說同他們十四世紀下半葉和十五世紀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743們1770年到1780年時期的先人相比，他們的狀況也是極端惡化了，「他們又成了農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壞的農奴。朱利安·漢特醫生在他關於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的劃時代的報告中說：
「農僕（這是農奴制時期對農業勞動者的稱呼（的生活費用固定在只夠他活命的最低的數額上……他的工資和住房同從他身上搾取的利潤相比，幾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農場主的算盤上是個零……他的生存資料永遠被看成是一個固定的量」。「至於談到他的收入的任何進一步的減少，他會說：我什麼也沒有，我什麼也不操心。他不擔心將來，因為他除了生存所絕對必需的東西之外，一無所有。在現代庸俗經濟學看來，他因此不承擔任何風險。所以，他活該受那些擔心將來（無法搾取更多勞動）從而承擔風險的人的剝削。他降到了零點，張維迎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也將工資標準化為零。也就是租地農場主打算盤的起點。由它去吧，幸福與不幸反正同他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