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三五章 徐渭 上 文 / 何凌霄
徐渭
百科名片
徐渭（152593），中國明代文學家、書畫家、軍事家；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初字文清，後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青籐老人、青籐道人、青籐居士、天池漁隱、金壘、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鷴山人、鵝鼻山儂等別號。
目錄
個人簡介
徐渭生平
徐渭（文長）傳
原文
譯文
畫成就
潑墨寫意畫
徐渭年譜
軼事典故
徐渭晚年遺事（《明朝那些事兒》）
徐渭詩詞選
考證：《金瓶梅》的疑似作者個人簡介
徐渭生平
徐渭（文長）傳
原文
譯文
畫成就
潑墨寫意畫
徐渭年譜
軼事典故
徐渭晚年遺事（《明朝那些事兒》）
徐渭詩詞選
考證：《金瓶梅》的疑似作者
他是詩人，他是畫家，他是書法家，他是軍事家，他是戲曲家，他是民間文學家，他是美食家，他是酒徒，他是狂禪居士、他是青籐道士、他是旅行家，他是歷史學家，他是精神病，他是殺人犯。
胡宗憲、李成梁、俞大猷、戚繼光、李如松、梅國楨、吳兌、張元忭、諸大綬、王畿、湯顯祖、唐順之、茅坤、陶望齡、王思任、季本、沈鍊、沈明臣、三娘子、李春芳、嘉靖皇帝、嚴嵩、徐階、李本、趙文華、鄢懋卿、汪直、徐海、楊順、王舒、王世貞、李攀龍、謝榛——徐渭一輩子就和這些人打交道。
他死後，袁宏道、沈德符、馮夢龍、張岱、陳洪綬、黃宗羲、鄭板橋、齊白石等人都崇拜他。
據考證，中國最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金瓶梅》也有可能出徐渭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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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徐渭於1521年（嘉靖元年）出身於浙江紹興府山陰城大雲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為侍女小妾，少年時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讀書，「六歲受《大學》，日誦千餘言」「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
十歲仿揚雄《解嘲》作了一篇《釋毀》，性格豪放，「指掌之間，萬言可就。」
二十歲時成為生員，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縣潘克敬女為妻，接下來八次應試不中，「再試有司，皆以不合規寸，擯斥於時。」。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陰城東賃房設館授徒，40歲才中舉人。與蕭勉、陳鶴、楊珂、朱公節、沈鏈、錢鞭、柳林、諸大綬、呂光升等號「越中十子」。後來為浙閩總督作幕僚，曾入胡宗憲幕府，一切疏計，皆出其手，又出奇計大破徐海等倭寇。
日胡宗憲於舟山捕獲白鹿，徐渭撰《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賜一品俸謝表》等並獻於朝中，視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令小臣錄為一冊」，學士董汾等對徐渭文章大為賞識。又代作《賀嚴公生日啟》，吹捧奸相嚴嵩。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憲以「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被捕，獄中自殺，徐渭作《十白賦》哀之。李春芳嚴查胡宗憲案，徐渭一度因此發狂，作《自為墓誌銘》，以至三次自殺，「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精神幾近失常，幾近癲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發病時殺死繼妻張氏，下獄七年。獄中完成《周易參同契》註釋，揣摩書畫藝術。
萬曆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為狀元張元汴等所救出獄，出獄後已53歲。
從此潦倒，痛恨達官貴人，浪游金陵、宣遼、北京，又過居庸關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結識蒙古首領俺答夫人三娘子。
萬曆五年（1577年）回紹興，註釋郭璞《葬書》。
徐渭晚年以賣畫為生，但從不為當政官僚作畫，「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疇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寢」，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其中只在張元汴去世時，去張家弔唁以外，幾乎閉門不出，最後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的境遇中以73歲高齡結束了一生——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蓆子都沒有，淒淒慘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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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生平
明清兩代，出現過不少多才多藝的文人。不過象徐文長那樣，在詩文、戲劇、書畫等各方面都能獨樹一幟，給當世及後代留下深遠影響的，卻也頗為難得。
他的詩，袁中郎尊之為明代第一，他的戲劇，受到湯顯祖的極力推崇，至於繪畫，他更是我國藝術史上成就最為特出的人物之一。
鄭板橋對徐文長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稱「青籐門下走狗」；近代藝術大師白石老人，也對他深為傾慕。
然而，徐文長的一生卻很不幸。他雖然有著強烈的功名事業心和報國願望，卻連舉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發狂殺妻而下獄七載，晚年靠賣字畫甚至賣書賣衣度日，終於潦倒而死。老百姓倒是十分喜愛他的，至今在浙江還流傳著許多徐文長的故事。他在紹興的故居——青籐書屋，歷盡四百餘年的人世滄桑，還依然保存，維繫著後人對這位富有平民氣息的文學藝術家的長久懷念。
、才名早揚屢試不售
徐文長，名渭，文長是他的字。又號青籐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於山陰（今紹興）一個趨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親徐鏓做過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兩個兒子，繼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納妾生下徐文長，在文長出生百日後就死了。此後徐文長由嫡母苗夫人撫養到十四歲，苗氏死後，隨長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歲入贅潘家。雖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長早年的生活並不愉快。他的生母是個婢女，在家中自然毫無地位。嫡母苗夫人將徐文長當作親骨肉撫養，寄予期望；但或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吧，在文長十歲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門。幼年奪母，對徐文長是一個很大的刺激。雖然二十九歲那年他得以把母親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懷這件事情。由於徐文長是庶出，而兩個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長二三十歲，所以徐文長在家中也沒有什麼地位。他年青時考秀才未取，在給督學官員要求複試的上書中這樣說道：「學無效驗，遂不信於父兄。而況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顧，惟身與影！」顯得很悲憤。成年後家道中衰，徐文長入贅婦家，生活當然也不那麼自在。一個機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長成，自然容易養成執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長生性極為聰慧。他六歲讀書，九歲便能作文，十多歲時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轟動了全城。當地的紳士們稱他為神童，比之為劉晏、楊修。二十來歲時他與越中名士陳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誇獎他說：「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據說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為難徐文長，指著席上一件小東西請他作賦，暗中卻命童僕捧上丈餘長的紙卷。徐文長立身把筆，一氣寫盡，驚倒了滿座的人。
自幼以才名著稱鄉里的徐文長，一向頗有些自負自傲，對功名事業充滿了嚮往，然而在科舉道路上卻屢遭挫折。二十歲那年，他結結巴巴地考中了個秀才，此後一次又一次參加鄉試，直到四十一歲，考了八次，始終也未能中舉。其間二十六歲時喪妻，從潘家遷出，以教書餬口；三十七歲時應胡宗憲之邀，入幕府掌文書。徐文長在科舉中一再失敗，並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時便喜歡博覽群書，討厭八股文字，加之個性顯露，情感張揚，恐怕確實寫不出合格的、規行矩步而陰沉死板的八股文來。不過徐文長雖然明知八股文毫無用處，對一些從科舉出身而絕無才學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這畢竟是舊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屢試不售，前途無望，對徐文長是沉重的打擊。他暮年作《自作畸譜》，還特地記下了六歲入學時所讀的杜甫《早朝》詩句：「雞鳴紫陌曙光寒」，流露出無窮的人生感慨。
二、從戎幕到牢獄
徐文長通常給人以恃才縱誕的印象，不過他也是一個關心社會政治，富有愛國熱情的人。嘉靖時期，東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頻繁侵擾，由於兵備鬆弛，官吏無能，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慘重損失。徐文長一方面以詩歌對此進行尖銳的抨擊，一方面滿懷熱忱地投入到抗倭戰爭中。他雖然身無一職，卻幾次換上短衣，冒險隨軍隊來到前線，觀察形勢，然後記錄下戰事的經過，分析成敗的原因，向有關官員提出破敵的方略。這些文章大都寫得比較切實，不同於一般的書生議論。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長以才名為總督東南軍務的胡宗憲所招，入幕府掌文書。這是徐文長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入幕之初，他為胡宗憲作《進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賞識。自此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對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優容。陶望齡《徐文長傳》記載說：徐文長常常與朋友在市井飲酒，總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開著大門等待。有人報告胡宗憲，說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聲叫嚷，胡宗憲反而加以稱讚。當時胡宗憲權重威嚴，文武將吏參見時都不敢抬頭，而徐文長戴著破舊的黑頭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闖入門，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在總督府中，徐文長究竟為抗倭戰事做了些什麼，已難以考實。不過，以徐文長的身份，以他好奇計喜談兵的性格，以他素來對於抗倭戰爭的熱情，可以斷定徐文長是參預了不少重要機謀的。在他留存的《擬上督府書》等文章中，也確實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見——雖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術未免有些峻刻。
當然在幕府中也有許多不如意的事。胡宗憲出於各種原因，與權臣嚴嵩來往甚密，而徐文長是痛惡嚴嵩的，他最親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參刻嚴嵩而遭到殺害。但徐文長又不得不代胡宗憲寫了一些吹捧嚴嵩的文字，這真是文人的悲劇。
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並於次年被逮捕至京（後來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職處分），徐文長也就離開了總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死於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幾人受到牽連。徐文長生性本來就有些偏激，連年應試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時他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迫害，於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誌銘》，而後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癒。後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如此反覆發作，反覆自殺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長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她殺死，因此被關入監牢。
初入獄時，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長身帶枷鎖，滿身蟣虱，冬天雪積床頭，冷得發抖，連朋友送來的食物也被搶走。後來他的許多朋友為解救他而四處活動，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後是翰林編修張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張岱的曾祖父），他們都是徐文長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長坐了七年牢，終於借萬曆皇帝即位大赦之機獲釋。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長已經五十三歲了。
三、潦倒的晚年
經歷了如此多的磨難，徐文長已不再有什麼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對國事的關注卻老而未衰。出獄後，他先在江浙一帶遊歷，登山臨水，並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萬曆四年（1576）夏，徐文長年輕時代的朋友，這時已經做到宣化巡撫、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長在宣化幕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風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於邊防的策略。當時張居正主持國政，對蒙古採取撫和的方針，徐文長對此表示讚賞。他在吳兌那裡受到敬重，無奈身體不好，只得於次年春經北京回到家鄉。
徐渭之墓六十歲時，徐文長應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兩人的關係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而徐文長卻生性放縱，不願受傳統禮法的束縛。張元忭常常以封建禮教約制徐文長，這使徐文長大為惱火。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於和老朋友的交惡，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使徐文長情緒鬱憤，舊病復發，便於居京三載後重歸家鄉。此後，徐文長就再沒有離開過山陰。
晚年鄉居的日子裡，徐文長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遊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據說有人來訪，徐文長不願見，便手推柴門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只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常常得到他的傑作。徐文長似乎特別嗜蟹，許多題畫詩記載了朋友們用活蟹來換他畫蟹的經過。最後幾年，徐文長身患多種疾病，大約畫也不能常作，生活更為貧苦。《徐文長文集》中有《賣貂》、《賣磬》、《賣畫》、《賣書》諸詩，顯示出這位家藝術家淒涼的晚境年，徐文長去世，年七十三。
四、多方面的藝術成就
徐文長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可以指出它們共同的特徵，就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徐渭書法作品
明代的詩壇，由於前後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雖說他們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績，但這種擬古的風氣，顯然有礙於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文長對此深致不滿，並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像，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他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並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後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主將袁中郎對徐文長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曲櫱，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憤。」徐文長的散文，以《自為墓誌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聖歎一流，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及詩歌。
徐文長的戲劇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是有感於嚴嵩殺害沈鍊之事而寫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後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長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在戲劇理論方面，他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此外，他還作有《南詞敘錄》，這是我國第一部關於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徐文長曾說：「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這大概是文人慣用的詭計，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視的藝術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實，他是我國大寫意畫的宗師，影響及於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直至吳昌碩、齊白石，在美術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長花卉畫，用筆放縱，水墨淋漓，氣格剛健而風韻嫵媚，具有詩一般的抒情性和韻律感，極為人們所珍視。其書法則長於行草，徐文長雖自列為第一，但成就似乎遜於繪畫。
此外，雜劇《歌代嘯》，雲合奇縱》（即《英烈傳》），據說也是徐文長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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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文長）傳
原文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
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雲。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薛（下）米〕，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
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忭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
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譯文
徐渭，表字文長，在山陰縣做生員時，聲名很盛，薛公蕙在浙江做學官時，很賞識他的才華，認為他是國家的傑出人才。然而他命運不佳，屢次應試屢次落第。
中丞胡公宗憲聽到他的名聲後，把他當作客人邀至幕府。文長每次參見胡公，身著葛布長衫，頭戴黑頭巾，揮灑自如，了無顧忌地談論天下大事，胡公聽後十分高興。當時胡公統率著好幾個防區的軍隊，威鎮東南地區。戴盔穿甲的武士在他面前，總是跪下回話，爬著行走，不敢仰視。而文長以帳下一生員的身份卻表現得對胡公很高傲，談論者都把他比作劉真長、杜少陵一樣的人物。恰逢胡公獵獲一頭白鹿，以為祥瑞奉獻給皇上，囑托文長作賀表，表文奏上後，世宗皇帝看了很高興。胡公因此更加賞識文長，所有疏奏、簿計都交他辦理。文長對自己才智謀略很自負，好出奇計，談論用兵方略往往切中要害。在他看來，天下事沒有一件令人滿意的。然而，他終究未能得到施展抱負的時運。文長既然在官場上不得志，於是以飲酒來放縱自己，盡情縱情山水。他遊歷了山東（齊魯）、河北（燕趙），又飽覽了塞外大漠的風光。他把見到的山巒壁立、海浪奔騰、胡沙滿天和雷霆震天，風雨交鳴和樹木倒伏，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華熱鬧，以及奇人異士、魚鳥，一切能使人震驚、驚恐的自然和人文景觀，都一一寫進詩中。他胸中有奮發而不可磨滅的氣概和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悲涼，所以他寫的詩有時像是發怒，有時又像是嬉笑，有時如山洪奔流於峽谷，發出轟雷般的濤聲，有時如春芽破土，充滿蓬勃的生機。有時他的詩像寡婦深夜哭泣，有時像遊子被寒風驚醒。雖然這些詩作的體裁格律時有不高明之處，但是卻匠心獨運，有王侯的氣魄，不是那種像女子一般侍奉他人的媚俗的詩作敢於企及的。徐文長的文章有真知灼見，氣勢沉著而法度精嚴，不因守成規而壓抑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也不因漫無節制地放縱議論以致傷害文章的嚴謹理路，是屬於韓愈、曾鞏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長素來不迎合時興的調子，對當時的所謂文壇領袖，他一概加以憤怒的抨擊，所以他的名聲也只局限在家鄉浙江一帶，這實在令人為之悲哀！
長喜好書法，筆意奔放有如他的詩，在蒼勁豪邁中又湧現出一種嫵媚的姿態，正像歐陽公所謂的美人遲暮另具一種韻味的說法。有時，他又把剩餘的精力另外傾注在創作花鳥畫，畫得都美妙飄逸而有情趣。
後來，文長因疑忌誤殺他的繼室妻子而下獄定死罪，張元汴太史極力營救，他方得出獄。晚年的徐文長對世道愈加憤恨不平，故作瘋癲也更加厲害了。達官名士登門拜訪，他時常會拒絕不見。他又經常帶著錢到酒店，招呼下人僕隸和他一起喝酒。他曾拿斧頭砍擊自己的頭顱，血流滿面，頭骨破碎，用手揉摩，碎骨卡卡有聲。他還曾用尖利的錐子錐入自己雙耳一寸多深，卻竟然沒有死。周望說文長的詩文到晚年愈加奇異，但沒有刻本行世，詩文集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科舉同年，我曾委託他們抄錄文長的詩文，至今沒有得到。我所見到的，只有《徐文長集》、《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可是徐文長終於因為不合於時，不得伸展抱負，帶著對世道的憤恨而死去了。
我認為：徐文長先生一直命途多艱，坎坷不斷，致使他激憤成狂疾。狂病的不斷發作，又導致他被投入監獄，從古至今文人的牢騷怨憤和遭受到的困難苦痛，再沒有能超過徐文長先生的了。但雖然如此，胡公是曠世豪傑，世宗是英明帝王賞識他。徐文長在胡公幕中受到特殊禮遇，這說明胡公認識到了他的價值。奏表送上以後，世宗很高興，這表明皇帝是知道他的價值的。文長先生唯一欠缺的，只是未能致身顯貴而已。文長先生詩文的崛起，一掃近代文壇龐雜卑陋的習氣，百世之後，自會有公正的定論，又怎麼能說他生不逢時呢？
梅客生曾經寫信給我說：徐文長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他這個怪人更要怪，而他作為一個奇人又比他的奇詩更要奇。我則認為徐文長沒有一處地方不怪異奇特。正因為沒有一處不怪異奇特，這就是注定他一生命運沒有一處不艱難的原因。真令人悲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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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成就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時期的中國，美術正處在學習古人與創新兩種意識碰撞的特殊階段。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名家出現很多，技法也不斷更新，徐渭憑借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當時最有成就的寫意畫大師。
他的寫意花卉，用筆狂放，筆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不簡單的追求物象外表形式，獨創水墨寫意畫新風，與陳道復並稱「青籐、白陽」，對後來的影響很大。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礡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己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他繼承梁楷減筆和林良、沈周等寫意花卉的畫法，故擅長畫水墨花卉，用筆放縱，畫殘菊敗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別有風致。兼繪山水，縱橫不拘繩墨，畫人物亦生動，其筆法更趨奔放、簡練，干筆、濕筆、破筆兼用，風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籐畫派」。他的畫具有走筆如飛，潑墨淋漓而直指胸臆的特色，引起後世許多大家心悅誠服的讚歎；《雜花圖卷》是他傳世的佳作，體現了他用筆峭拔勁挺多變與用墨灑脫自如的藝術風格。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對權勢不嫵媚，在當世凡前來求畫者，須值徐渭經濟匱乏時，這時若有上門求畫者投以金帛，頃刻即能得之；若趕在他囊中未缺錢，那麼你就是給的再多，也難得一畫——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題墨葡萄詩》來概括：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籐中。
作品流傳至今的較多，著作有：《四聲猿》、《南詞敘錄》、《徐文長佚稿》、《徐文長全集》等；傳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圖》軸、《山水人物花鳥》冊（均藏故宮博物院）、《牡丹蕉石圖》軸，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現藏故宮博物院）等。
潑墨寫意畫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書畫、詩文、戲曲等方面均獲得較大成功。他的寫意水墨花鳥畫，氣勢縱橫奔放，不拘小節，筆簡意賅，用墨多用潑墨，很少著色，層次分明，虛實相生，水墨淋漓，生動無比。他又融勁健的筆法於畫中，書與畫相得益彰，給人以豐富的想像。當人們品味他的詩、畫、書更能深切的領會這其中承載著畫家埋藏心中的鬱悶和隱衷、痛苦和淚水，還有他那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的人格，而給人以強烈的心靈震撼。
似與不似之間
徐渭的潑墨寫意花鳥畫，別開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鳥畫，兼收各家之長而不為所限，大膽變革，極具創造力。其寫意畫，無論是花卉還是花鳥，皆一揮而就，一切盡在似與不似之間，對筆下的四時花木，畫家運用勾、點、潑、皴等多種筆墨形態，將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雋秀、竹子之蕭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潔的神韻刻畫的入木三分，分別舒展九尺與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衝畫外，不見首尾，與密如驟雨的葡萄、虯如蟠龍的籐蔓構成了巨大的張力，充溢在畫面中的縱橫之氣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實倒掛枝頭，水鮮嫩欲滴，形象生動，茂盛的葉子以大塊水墨點成，風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寫意花卉的風格。豐富的運動軌跡與濃淡、徐疾、大小、乾濕、疏密程度各異的筆蹤墨韻，無不具備振筆急書的即興性和不可重複性，呈現出中國繪畫中最為強烈的抽像表現主義。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藝術的加工，使其蘊含某種內在的氣質、精神，這種氣質、精神又使欣賞者有如臨其境之感。徐渭筆下的南瓜、菊花圖，一氣呵成，驅墨如雲，氣勢逼人，同時又恰如其分的駕馭筆墨，輕重、濃淡、疏密、乾濕極富變化。墨法上既呈隨意浸滲的墨暈，又見控制得宜的濃淡。雖然被徐渭自稱「戲抹」，然而在寫意中仍生動的傳達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韻。它的梧桐圖，只以潑墨筆法繪其一小部分，卻有使人聯想到挺拔正直的參天梧桐。正如翁方綱所說：「紙才一尺樹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廬。恐是磊落千丈氣，夜半被酒歌噓唏。」（《復初齋詩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筆法，在似與不似之間，為欣賞者營造出一片開闊的審美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