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ま三章 王珣 文 / 何凌霄
王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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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歷史人物
生平
王珣（349~400年），字元琳，小字法護，東晉人。王導之孫，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於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卒於晉安帝隆安四年（400年）。
弱冠時為桓溫掾，與謝玄一起為桓溫敬重，嘗稱「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後轉為主簿，和郗超一起深為桓溫信賴。本為謝氏婿，與謝安不和，導致當時王謝二族交惡。謝安去世後，仍往哭謝安，並被孝武帝倚仗，歷任要職。孝武帝司馬曜，雅好典籍，王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學文章受知於孝武帝，累官左僕射，加征虜將軍，並領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遷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尋以病卒，終年五十二歲，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有五子：王弘、王虞、王柳、王孺、王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董其昌評其書法：「王珣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
晉傳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
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悅。征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
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暱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尤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旬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
四年，以疾解職。歲余，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置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
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伯遠帖》
王珣真跡《伯遠帖》的年代僅次的《平復帖》，堪稱無上至寶，其書體為成熟的行草，運筆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灑脫，確實是晉人特有的風神，堪與二王爭輝，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
紙本，行書，縱厘米，橫厘米，其紙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更加珍貴。其歷來為後世書法家，鑒賞家，收藏家視為瑰寶。《伯遠帖》是王珣給親友的一通書函。它行筆峭勁秀麗，自然流暢，是我國古代書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它的筆畫寫得較瘦勁，結體較開張，特別是筆畫少的字顯得格外舒朗，飄逸，真有點「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洞」的晉人韻味。
此帖經北宋內府收藏，著錄於《宣和書譜》，明代董其昌等都曾收藏，《書畫記》、《平生狀觀》、《墨緣匯觀》有著錄。乾隆年間入內府，乾隆皇帝弘歷視其為無上之寶，將此帖與《快雪時晴帖》、《中秋帖》藏於養心殿西暖閣，專設三希堂，以盡賞玩珍寶之美意。
辛亥革命後，清室覆亡，遜帝溥儀攜文物出逃，《伯遠》、《中秋》二帖正在其內年，二帖售予袁世凱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將書畫、名瓷賣出海外，牟取厚利。事為張伯駒先生所知，生怕二希流落海外，即請惠古齋的柳春農居間，願以高價收購二希，郭氏要求搭賣李白《上陽台帖》、唐寅《孟蜀宮妓圖》軸等，議價20萬元，先付6萬，餘款以一年為期結清。
不料當年夏天，盧溝橋事變，金融凍結，餘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還。
抗日戰爭勝利後，郭葆昌已歿，張伯駒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舊事，要價黃金一千兩，而且不能還價。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議，時宋子文以行政院長來京視察，郭子將二希向宋行賄，謀得中央銀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職。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報》「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時傳說紛紜，引起文藝界正義之士的強烈不滿。宋子文畏物議，不得已將二希退予郭子。
民晚報·藝壇通訊》載云：「希世珍品王珣《伯遠帖》、王獻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凱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兒獻於宋子文，據悉宋不敢收，已還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銀行，郭子仍待價而沽，國寶之下落如此！」
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子從上海取出二希，攜逃至香港轉台灣。《新民晚報》又載云：「王珣、王獻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銀行取出，攜至台北，將求善價。此種國寶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無人管，怪極！」
中國成立以後，儘管千頭萬緒，百廢待興，但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文物的收藏，周恩來總理並親自過問此事。時郭子居香港，二希押於英國某銀行，流落海外，幾乎已成定局。但因為人民政府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的努力，終於以重金將這兩件無價的希世國寶，重新收回故宮博物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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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歷史人物
王珣（144508年），字德潤，曹縣南隅裡水涸村（今鄭莊鄉王老林）人，元朝戶部尚書、福建行省左丞王茂五世孫，明憲宗成化五年（1469）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明成化六年（1470）王珣任太康知縣，與百姓同甘苦，修河道，墾荒地；均徭減賦，賑濟饑民；設學校，興教化，培養人才。在任三年，政聲大著，百姓稱他是三十年來最好的父母官。改任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時，因彈劾權奸，剷除豪強，幾乎被投進監獄。任浙江湖州知府時，為治理賦稅不均，擬定了「均賦法」，受到巡撫彭韶的讚許。實施後可以革除州縣官吏任意追加賦額和豪紳將賦役轉嫁給平民的積弊，但因受到當地豪紳的反對，無法實施。他只得在原定賦額各地有所不同、賦銀的折色減色也有不同等方面，立下定例，採取措施，限制豪紳的非法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明成化十九年（1483）王珣任南京監察御史，曾奉命巡視蘇州、松山兩地。按當時規定，凡捕盜三百名者可晉陞為四品俸。那時兩地因盜案嫌疑係獄者數千人，本是陞官的好機會。王珣卻說：「吾不能殺人以求進。」他每到一地，必詳察案情，複審大案、要案，凡案情不實者均予以平反釋放，因而救活了很多人。
明弘治十一年（1489）珣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巡撫寧夏。寧夏地處邊遠，接近韃靼，軍民雜處，漢羌混居，地方不靖，軍備不強。王珣到任後，經過一番調查，定下了「先守後戰，先安內而後御外」的備邊方針。他先從為民興利著手，領導軍民開鑿賀蘭山渠，擴大屯田，引水澆灌大石灘，改沙漠為良田。又減免賦稅，獎勵生產，使邊民得到休養生息。當時靈州（今寧夏靈武）地方有羌民四萬零八百戶，原歸軍隊機關千戶所管理，羌民不堪武人之擾，叫苦連天。王珣奏請上司批准，為其設立州治，從而安定了社會秩序。其後又興辦學校，提倡教化，使當地的風土人情逐漸近似內地。為了鞏固邊防，把重要城鎮拓寬、增高，加固城堡；邊境線上設立觀察哨所；加強烽火台的設置與管理。另外，還向朝廷奏請：選拔勇武邊民充實軍隊；提拔邊民有識之士在當地任職；減輕賦稅，將其錢糧就地儲存以充實軍備物資。這些請求經朝廷批准後得到實施，因而寧夏的防備力量大大加強。
明弘治十四年（13，韃靼小王子侵犯明守禦千戶新花馬池（今寧夏鹽池），大肆劫掠，當地受到很大損失。王珣與總兵郭鍧商議如何反擊強寇，鍧以為強敵來犯銳不可當，待消其銳氣後再行圍追阻擊。珣卻說：「強虜深入，獲利狂喜，勢必既驕且疲，我以正義之師，奮起還擊，定可取勝。」於是出兵，與敵戰於石溝驛，一舉大獲全勝，不僅消滅了其精銳，而且救回了數千名被掠去的百姓，還有大量的牲畜、財物。捷報至京，皇帝大喜，下詔褒獎，欽賜彩帛羊酒勞軍。
王珣不僅致力於政治、經濟、軍事的治理，而且還非常重視地方志書的編修。他任湖州知府時，於弘治四年（1491）修《湖州府志》二十四卷（此志現存浙江圖書館）。王珣在寧夏儘管邊務繁雜，也還編修出《寧夏新志》八卷。這些志書已成為當地的重要歷史文獻資料。
王珣教子有方。他的兒子中出了四個進士、一個舉人。長子崇儒，明弘治八年（1495）舉人，任江西婺源知縣，為官清廉，受民稱頌。次子崇仁，正德三年（1508）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清正有為，不畏權勢。三子崇文，弘治六年（1493）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為官勤敏幹練，持正不阿。四子崇獻，弘治九年（1496）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七子崇儉，嘉慶二十年（1541）進士，德才兼備，曾在通政司見習，未除官而卒。曹縣王氏父子五進士，一時名震全國。朝廷曾下旨，為其父子在曹縣城內隅首建石坊四座，以示表彰。
王珣巡撫寧夏四年，積勞成疾，多次上疏請退。弘治十五年（1502），退居故里，在家休閒六年，自號「南野」，著有《邊備奏稿》、《邊務奏稿》、《南野詩稿》等。正德三年（1508）卒，享年六十九歲。